这是新一版奈保尔家书，比原来的版本多出了七十九封信。在信中，奈保尔总是被称呼为维多，那是家人对他的昵称。书信往来从维多离开特立尼达岛的一年前开始，那时候他的姐姐卡姆拉正在去印度的路上，维多给她写信，对她即将在印度展开的新生活提出了许多意见。往后便是维多在英国和家人开始书信往来，时间从1950年到1957年的盛夏，七年间维多经历了在牛津上学、毕业后找工作、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其实更像兼职）、父亲逝世、结婚、回特立尼达度假和出版第一部小说这几件人生大事。最后一封信是母亲德拉帕蒂写给维多和他的妻子帕特的，和以前的那些信一样，德拉帕蒂再一次提到奈保尔家窘迫的经济，希望维多能每月给家里寄钱，并祝贺他的书大获成功。书信集到此为止，就像最后一章的标题——“作家”所喻示的那样，维多从此便是我们所知道的V.S.奈保尔，直到他逝世后，我们在餐桌上谈到他时还是叫他奈保尔或V.S.。

事实上，我深深被维多的父亲老奈保尔西帕萨德所打动。随着年纪的渐长和失落的日子越来越多，我发觉自己对中年人失意的生活也越来越敏感。我害怕那种理想终究无法实现，一切都太迟了的感觉。

奈保尔离家时，西帕萨德已经回到《特立尼达卫报》当记者了。此前他曾两次供职于该报（1932年至1934年，1938年至1944年）。1934年，第一次离开《卫报》后，他在特立尼达岛中部的蔡斯村经营一家小店。一年后，小店倒闭，他和连襟一起到岳父卡皮迪欧的“大荒原”可可庄园工作。他在那里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后来，他受雇于特立尼达政府社会福利部。再后来便是回到《卫报》。

可他一直想成为一个作家。其实他那时候已经在写小说了，但工作和家庭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他精疲力尽，只能缓慢地写。在和维多的通信中，父子时常谈到彼此的创作，西帕萨德后来还将小说寄给维多，请他编辑，并将它们交给出版社。虽然他曾以单行本的形式在特立尼达出版了一本名为《古鲁德瓦和其他印度故事》的书（发行量仅为一千册），但对他来说，只有在伦敦出版才能称得上是出版一本真正的书。

西帕萨德于1953年因心脏病逝世，死时才47岁。他并不知道其实维多没有将他的小说拿给出版社的人看。二十三年后，他的短篇小说集《古鲁德瓦的冒险及其他故事》终于在英国出版，奈保尔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但在当时，我觉得这本书不可能在特立尼达之外的地方出版，我什么也没有做……如今，我的视野变得更开阔了。我不再关注那些故事中缺了什么，我现在把它们看成是地方文学宝贵的组成部分。”

小说是否成功无从知晓。这一切或许对西帕萨德来说也不再重要。他这一生总是在担忧钱不够用。回想起读到的那些书信，有很多就是在谈论奈保尔家的经济状况的。在写给维多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坦言希望维多能帮助家里，找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因健康问题被《卫报》辞退。我在他写给维多的一封信上做了标记——钱！钱！钱！，想到很快他便要面对死亡，不免伤心。在获知噩耗后，维多发了封电报回家，说父亲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人，他的一切都是父亲给的。维多深深依恋父亲，感激他，因为他所有的兴趣都受到他的影响,包括打字的姿势。

老奈保尔使我想到帕慕克的父亲。老帕慕克也曾经将装有自己手稿和笔记本的手提箱拿给儿子看。他比老奈保尔幸运得多，出生于富裕的家庭，但也因此而乐于享受生活，不愿为了写作忍受贫穷。手提箱里都是他的一些零星的创作和记录，我能想象他一次又一次地离开家人，一个人待在巴黎的旅馆里写作的情景。除了面对灵感或天赋的问题，也许他还得克服惰性和散漫的性格。这很可能是最令人痛苦的困境，天知道要走出这个困境得付出多少力气。

我又想起一个喜欢的电影角色是枝裕和的电影《比海更深》里的良多，他也是一位中年父亲，同样有着写作的抱负。良多早年写了一本书，后来却再也没有发表新作品。为了生计，他当起了私家侦探，挣到钱了却总跑去赌博，同样没能走出自身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