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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梓樱

85岁的老教授道格拉斯这天穿了件印着灰色链霉菌文字和图案的深绿色翻领衫，大大的肚子把远视像梅花枝的灰色链霉菌挺得特别显眼。

我近前邀请老教授合影，知道今年我们生物化学与微生物系（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Microbiology）主办的第十一届 “微生物前沿科学研讨会”的开幕式他是首位发言人，题目是“罗格斯大学的遗产——链霉素75周年及土壤微生物对医学的影响”。此时是2019年2月7日下午5时, 地点是美国新泽西州州立罗格斯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 库克校园（Cook Campus）的学生中心大会议厅。

笔者与微生物界的教授们在研讨会会场（右二：道格拉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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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教授如数家珍，回忆了发源于东岸，确切地说是发源于罗格斯大学的美国微生物学历史，这也是我们系的光荣历史，令人骄傲的是发明了20多种抗生素，著名的几种一直沿用至今，最出名的当属“链霉素” （Streptomycin）。

生长在战后婴儿潮时期的人们，若不知道“链霉素”，就像现代人不知道什么是“电脑、网络和手机”一样。链霉素之所以这么“有名”，因为它是第一种制服“白色瘟疫”（ Great white Plague）、“人类第一号杀手”结核病的第一种抗生素。

十九世纪结核病大流行期间，每年死亡人数超过700万。进入二十世纪后，仍有近亿人死于结核，人们“谈核色变”，它如同幽灵在世界各地飘荡。近现代许多名人，都是这瘟疫和杀手的牺牲品，长串的名字中有作曲家钢琴家肖邦；诗人雪莱、济慈；作家勃郎特三姐妹，勃郎宁、契诃夫、卡夫卡、梭罗、鲁迅；美国演员费雯丽；哈佛大学捐资人哈佛等等。直到链霉素问世，这个可怕的瘟疫才遇到真正的“克星”，千千万万患者有了生存的希望。链霉素的发明人也因贡献之伟而获得195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随着道格拉斯教授演讲幻灯片一张张翻过，在感叹前辈们成就的同时，我心头的疑团也越来越大，这个源于我熟知1952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是我们系前辈教授塞尔曼·瓦克斯曼（Selman Waksman）一人获得，可我们系会议室悬挂的照片说明，却明明是瓦克斯曼与他的学生阿尔伯特·沙茨（Albert Schatz）共同发明了链霉素。道格拉斯幻灯片上用红色粗线标出的链霉素发明人一栏，沙茨的名字排在瓦克斯曼之前。按科学界惯例，排名第一者应为对该项目贡献最大者。如果沙茨是贡献最大者，为什么没有与瓦克斯曼教授同享诺贝尔奖殊荣？链霉素的真正发明人到底是谁？其中有何隐情？

道格拉斯在演讲，链霉素一栏沙茨的名字在瓦克斯曼之前

移民来美国之前，我在大陆行医十余载，作为八十年代的医生，对链霉素再熟悉不过了，青霉素链霉素联合使用治疗感染是经常有的事。在呼吸科病房工作时，那些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病人，不少都曾是结核病患者，链霉素配合其他抗结核药物使用的病例，几乎每天遇到。

当年我应聘生物化学与微生物系职员位置，得知链霉素的历史在这里发生，顿觉亲切而怦然心动。眼前，阿尔伯特·沙茨的名字再次出现，一种不可遏止的“求真”冲动从心底腾起。

阅读了大量资料，找到了一串与沙茨有关的形容词——瓦克斯曼的学生、二战期间某空军医院细菌师、退役军人、链霉素发明人、土壤微生物博士、状告恩师者、被50多所院校拒绝的申请者、小院校教授、诺贝尔奖的遗漏者……在曾经搅动世界、拯救千万结核病人的链霉素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沙茨又充当着怎样的角色？

我终于找到了非常全面的两份资料，一本名为《寻找沙茨博士——链霉素的发现和一个被它拯救的生命》书，与一篇有详实史料根据、发表在《生命科学的历史与哲学》杂志上的长文。阅读中，我看到了巨大光环下的阴影，看到了成功者的聪明才智和人性冲突，并终于让我可以把零零散散的资料编织成完整的故事，说给大家听。

链霉素的发明者与被链霉素挽回生命的女孩合著的人生故事

书的作者是英格·奥尔芭舍（Inge Auerbacher），这是一位二战犹太人集中营的幸存者，又是一位与链霉素有不解之缘的女作家。1997年1月24日，纽约《犹太周》（The Jewish Week）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英格的注意，文章提到阿尔伯特·沙茨是链霉素的联合发明者。英格无法相信这个信息，因为这颠覆了她半个世纪的记忆，与她生命有关的记忆。她反复细读报纸， “联合发明者，联合发明者” 几个字，仍然清晰无误在眼前。

她清楚地记得，1952年的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表彰了发明链霉素的瓦克斯曼博士，当时，全世界为之欢呼。自己曾两次被链霉素拯救性命，怎么会不记得救命恩人？她曾多次试图联系瓦克斯曼教授，要当面表达谢意，然而，直到1973年瓦克斯曼教授去世都未能如愿。如今，突然冒出个“联合发明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英格想，不管怎样她不能再失去当面答谢恩人的机会，立即拨通了作者史蒂文·利普曼先生的电话，百般恳求，终于要到了沙茨教授的地址。

英妮给沙茨博士写了一封信，不几天竟接到沙茨博士打来的电话。她激动得热泪盈眶，语无伦次。随后多次的沟通中，沙茨的传奇人生吸引了她，遂约好去当面拜访。当英格在费城汽车站下车时，凭感觉一下子认出了站台上来接自己的救命恩人。眼前的沙茨已是77岁的老人，中等身材，休闲着装，随意戴着棒球帽。从此英格与这位老人有了生命的联结，在英格的鼓励下，老人开始写出自己的生命故事，可惜的是，病痛中的老人写写停停，虽然故事写完了，但没等到书籍出版就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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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沙茨的父亲出生于犹太家庭，早年随家人从沙皇俄国移民到美国康州。母亲出生于英籍犹太家庭，他们的家族靠务农生存，在康州有占地150英亩（900多亩）的农庄，还养牲畜。沙茨1920年在农庄出生，后随父母迁居新泽西州。在沙茨的记忆中，早年的生活艰难又贫穷，冬天大雪，白茫茫的农庄空旷寒冷，没有自来水，去井里取水要先铲出一条从家里到井边的通道。每次大雪后，还要铲出到谷仓、到鸡圈和牛圏的通道。取暖靠烧砍下的树木，当然也知道靠在牛身上取暖，有时竟会在牛怀里睡着。大人孩子身上总是披着毯子，还会把砖头和铁熨斗放在火上烤热，用毯子裹起来睡觉时暖脚。父亲曾是一战老兵，退役后做粉刷工，辗转各个州县不常在家。让他们最引以为傲的是爸爸居然被请去粉刷白宫和俄国领事馆。一天，爸爸带回向俄国大使讨来的俄国干磨菇，全家人欢欢喜喜喝上了几天蘑菇汤。1938年，沙茨高中毕业前夕，恰逢父亲与战友的不懈努力获得成功，得到了一笔补助金。父亲用这笔钱送沙茨上大学，沙茨选择了新泽西州州立罗格斯大学农业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