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墩不是桥》，浦子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49.80元

　　作家访谈

　　20年前曾以“百年历史，百位人物，百万文字”的气魄完成史诗作品“王庄三部曲”的作家浦子，最近又推出长篇小说《桥墩不是桥》。他将自己比作中国农村的解剖刀，带着社会学家的思辨与作家的敏感切入中国当下农村社会，真实反映出当下农村的原生态。

　　有评论认为，浦子的小说不仅直面当前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更从凝聚人心的角度来寻找解决农村问题的突破口，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从《桥墩不是桥》中，不仅看到作者的忧与思、爱与梦、见与知，还感知到当下乡村内在的脉动和旋律，以及乡村发展进程中顽强而活跃的生命力。

　　中华读书报：《桥墩不是桥》是“命题作文”吗？

　　浦子：不是命题作文。我是有感而作，或者说是灵感促使。这灵感来自于家乡宁海县的《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权力清单”将村级组织和村干部行使村务的权力有序规范，通过科学确权、阳光晒权、规范用权、严格控权，切实把小微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1978年，安徽小岗村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创造了“小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在浙江宁海发生的事，其意义不亚于当年的安徽小岗。有专家指出，“三十六条”是中国社会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开创性工程，破解了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千年难题。

　　中华读书报：中国的乡土文学底蕴深厚，在这样的背景下书写农村发展变化，您觉得有哪些挑战？

　　浦子：首先是底蕴深厚的乡土文学，前人所创造的这一领域的小说，不仅量多，且如沈从文等作家创造的乡土小说艺术高峰，比比皆是；另一个挑战，是如何面对政治题材；其三，时间的挑战。这部小说是2014年后的故事。不是小说家不喜欢写当下的生活，而是小说艺术的想象需要空间。这也是许多作家不敢直面当下生活的理由之一。面对挑战，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包括文学涵养。首先，面对前人积累的和今人仍在苦苦追求的乡土文学，我的切入点与别人不一样。很多农村题材的作品大都围绕家族和宗法，我围绕的是村级治理；别人的着眼点是农耕时代的经验，我采纳的是工业经济背景下的农村。其次，面对政治题材的困惑，我用人性挖掘破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人性的外化。沈从文的文学主张是：“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重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它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赞同这个主张，并为之定性为“人性的解剖刀”。这是我在这部小说中最大的着力点。其三，面对时间的困惑，虽是当下的背景，却通过不同年代不同年龄人物设计，他们的理念，他们的生活背景，诠释了中国农村治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上千年的中国农村的政治发展历史的秘密。而宁海农村兴起的民主治理，是站在历史最前沿最有希望的位置上。

　　中华读书报：小说提供了中国乡村的现实生活场景。书中桃花庄治村的三十六条，是您的家乡宁海首创的乡村治理规范，这一规范已经被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那么在处理现实和虚构之间，您是如何把握的？

　　浦子：三十六条作为村庄治理的规范，这是现实，小说是虚构。想象是作为一个作家必备的素养。前者是逻辑思维，后者是形象思维；前者更倾向对社会人性的规范，后者侧重于对人类生活和人类的复杂性进行揭示。

　　中华读书报：桃花庄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句话在小说中有特殊的喻意吗？

　　浦子：土地是农民物质的依靠，很重要。记得改革开放初期，何士光的《乡场上》轰动一时，它反映的是农民在承包土地后扬起了头颅。但社会在进步，人们转而寻求精神上的依靠，即公平合理的乡村的社会关系。这里的“命根子”，既包含了土地为象征的物质需求，又包含了农民的精神需求。

　　中华读书报：最终桃花坞被保护性施工铲除平整，当初支持造桥的薛家丽和薛敏，一个出走，一个逃离了桃花庄。这样的结局，看上去似乎令人遗憾，但也有评论家表示赞赏。

　　浦子：我设置这样的结局的初衷有几点：一是尊重社会现实。社会进步的脚步应该是艰难的，社会发展往往呈现螺旋式，村级治理的理想状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二是结构的需要。国人审美往往喜欢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悲剧往往有更大的震撼力。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中华读书报：您写作多年，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王庄三部曲》描写浙东的蜕变和浙东人在时代发展的人性变化；《桥墩不是桥》也是乡土浙东叙事的典范。您对脚下的这方土地有怎样的感情？

　　浦子：这方土地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有短暂的两年时间外出读书，余下的时间全在这里，我的笔名浦子就是为了纪念家乡。村庄附近有一条溪流叫回浦；宁海县建县之前有一个汉代古县叫回浦县；我的村庄冠庄之前曾经是回浦公社、回浦乡的驻地。境内既有高山（天台山和四明山），又有大海（象山港和三门湾）。县域内名人辈出，如明代大儒方孝孺、国画大师潘天寿，被鲁迅先生称为“台州式硬气”的柔石，自古以来，人民的秉性普遍呈现“大气、硬气、正气”，这些乡土文化滋养着我的人生，我的作品。我想，这可能是评论家普遍认为我的作品与江南作家作品不一样的原因之一。

　　中华读书报：小说的人物塑造使人联想到赵树理的《三里湾》。对于人物的塑造，您是如何考虑的？

　　浦子：我没有看过赵树理的《三里湾》。我的恩师在阅读我的作品时，发现与《圣经》所记载的一个“巴别塔”故事相似。所以这部书的封面印上了“中国特色的巴别塔”一行字。《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记载，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我着力于描写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这个典型环境即新时代的浙东，这些个人物即带有浙东文化背景的当代农村人的缩影。细察之，这些人物，则普遍带有象征甚至宗教意味。特别是薛家丽和林敬山。薛家丽的牺牲精神，林敬山的多变虚伪，甚至里边的精灵似的孩童如亮亮、西西，都有象征的意味，能从宗教教义里找出对应的品质来。

　　中华读书报：有评论家提出这部作品的行文汪洋恣肆，写法上随心所欲，“提供了很鲜活、很混沌的一个世界”（潘凯雄语）。如何理解？

　　浦子：这样的观点，在我的“王庄三部曲”里，也有较多的评论家提及。这与作家的文学修养有关。首先，从文学技巧层面来说，行文或奔放阳刚，或婉约柔和；写法上或随心所欲，或精致巧构。如果行文上奔放阳刚与写法上随心所欲相结合，我认为一定会产生一种后果，那就是混沌，让人莫辨东西。其次，从文学作品的内涵挖掘来说，要比一个清晰的虚假的文本要好得多。因为世界本来就是混沌的。最佳乡土小说的丰富性，可比自然界的河流，既有流水，又有河岸；既有水草摇曳在上，又有鹅卵石稳固铺底；既有人声喧哗，又有犬叫和鸣。而品质上佳的文学作品，具有释义上的多维性，犹如阳光通过三棱镜，呈现给人们的是多彩的，不是单一的。这种多维特性，就构成了混沌。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这部作品对自己的独特意义？

　　 浦子：我的“王庄三部曲”是典型的家族小说。《桥墩不是桥》改弦更张，写的是村级治理。题材领域的拓宽是要冒风险的，但我做了，且坚信自己的步子迈得十分稳健。从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对于我自己有着独特的意义。另外，也证实自己有驾驭现实题材的能力。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良心配比》即将出版，也是写的当下故事。 （夏琪）

来源：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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