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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阿来:写作是我介入世界的一个途径(图)

作家阿来:写作是我介入世界的一个途径(图)

8月4日,来在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来:写作是我介入世界的一个途径  

  阿来“出镜率”最近颇高。2015年初,在《人民文学》、《收获》上发表的中篇小说《蘑菇圈》、《三只虫草》,7月初,长江文艺出版社将之结集,出了单行本《蘑菇圈》。重庆出版社则出版了阿来的散文集《语自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则在日前一口气出《少年诗篇》、《奔马似的白色群山》、《行刑人尔依》一套3本阿来中短篇小说集,目前已下印厂。

  在评论界,阿来的作品,也因其文学性,获得一如既往的好评。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陈晓明评价说:“《蘑菇圈》一书,沿袭着阿来一贯的美学追求,它以极具民族性的个体化载体,包容了时间的维度,融化了理想化心灵和现实的边界,为我们展示出一个诗性和历史交融的无限空间,闪耀着经典的光辉。”就在众人在讨论他的文字作品时,阿来又有新动作了,他将以工作室的模式,带领年轻人,一起进军影视圈:做电视剧本,表现四川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近代史。8月4日,在省作协阿来的办公室,华西都市报记者面对面专访到阿来,聆听他在作品内外的思考和看法。

  谈写作

  “写作是命运的一部分,不靠外力驱动”

  不管是四川文艺出版社近期推出的三本“阿来 中 短 篇 小 说集”——《少年诗篇》《奔马似的白色群山》《行刑人尔依》,还是最新中篇小说《蘑菇圈》和《三只虫草》,抑或是他的成名代表作《尘埃落定》,非虚构名篇《瞻对》,阿来的作品在题材方面有一个共通的点:关注自己少年时代生长的家乡,深挖不止。

  华西都市报:作为创作人,都会有一个创作动力核心源泉的问题。你创作的动力之源来自哪里?

  阿来: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外在的动机。而写到现在,已经不是靠简单外力冲动去驱使我创作。写作于我已成了像自己命运一部分的一个东西。纯粹只是为了自己对世界和人性的认知更加深刻而写作。写作是我介入世界的一个途径。

  华西都市报:你曾经说,在不同的文化间游走,让你对沟通有更多的渴望。你所有的作品都包含着这样一种个人努力。你的民族身份,也成为对你进行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因素。你是怎么看待那些文学批评的?

  阿来:我们要注意到,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各个文化圈之间交往增多,具有交叉身份、多元文化基因的人会越来越多,在世界当代文学中,这种身份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但是,有不少人在对我的文学进行评论的时候,观念显得陈旧,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今天国内的文学批评,很多都没有跟上创作者的脚步。

  聊奖项

  “文学可不仅仅是奖项和销量所能衡量得了的”

  阿来与文学奖,缘分不浅。因《尘埃落地》获得茅奖,2014年又因《瞻对》获得人民文学奖等多项大奖。但阿来对文学奖也有过“过节”,他曾因作品获零票而公开发声表达自己的质疑。

  华西都市报:2014年,由于《瞻对》在鲁奖评选中得零票,你对外表达一个意见:建议一些文学奖在奖项设置中的“报告文学”改为“非虚构文学”。一年时间过去了,您觉得情况有所改观吗?

  阿来:我不知道文学奖有没有去做这种调整。但我观察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学创作者,尤其是年轻人,在采用非虚构这种文体,读者也很喜欢非虚构作品。非虚构既真实直接,又比纪实新闻更有文学性,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流行的文体。其实,奖项和作品之间是相得益彰的关系。一个文学奖,评得好,可以助长奖项的威信。评得不好,该评的不评,长此以往,奖项本身也会衰落。这也是很公平的规律。

  华西都市报:在中国,很多人对文学奖的崇拜心理很深。不管是国外的诺奖,还是国内的重要文学奖,总是能牵动很多人的神经,甚至会爆出一些涉嫌跑奖的丑闻。作为一个曾经得过茅奖,又公开质疑过文学奖公平性的作家,你现在对文学奖的看法和思考是怎样的?

  阿来:我觉得,这跟当下社会普遍流行的评判文学标准有很大关系。比如说,很多人(包括评论家、读者在内)在评价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时候,通常就两条:有没有得奖?卖了多少钱?在这种不从文本本身去讨论文学的氛围内,出现一些人为了名利而跑奖的状况,也就不奇怪了。其实,文学可不仅仅是奖项和销量所能衡量得了的。文学奖的历史不到两百年。书作为商品流通,也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在没有这两条规则之前,我们是怎么评价苏东坡的?

  华西都市报:你甚至还说过“一心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

  阿来:是的,我说过。那是有一年,我得了一个小奖。我去领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我恰好听到有一个作家表达自己对奖项的无限渴望,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当记者问到我的时候,我脱口而出:不要谈奖了。一心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

  说打算

  将带年轻人影视创作 表现四川近现代发展史

  除了文字作品,阿来还有一个兴趣领域:影视艺术。2014年,阿来就曾以编剧身份,参与制作电影《西藏天空》。在第1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还获得多项大奖。现在,他又有更进一步的想法:以工作室的形式,进行影视作品的原创。

  华西都市报:四川省作协正在筹建的阿来工作室,你提到工作室的重点在于影视领域的尝试,到底是怎样的情况?

  阿来:这个工作室成立的初衷当然不是运作我的小说进行影视改编,而且也不打算改编别人的文学作品,而是进行影视作品的原创。初期工作重点思路已经想好。我们将会制作三到四部电视剧,表现保路运动以来,四川从比较封闭走向开放的四川近现代发展的历史。

  华西都市报:为什么选中电视剧这个载体?现在电视剧受商业化影响严重。

  阿来:正是为了避免受到商业化的干扰,我才想到工作室这个形式。其实,外面找我牵头做电视剧的商业投资人挺多的,但我都没有答应。毕竟用投资人的钱,必定要受到一定的商业因素的束缚。但是,我确实也想在电视剧领域做点事,所以跟有关方面一商量就不谋而合,在作协内部成立工作室,获得一定的经济支持。这样可以保证,在剧本创作的阶段,可以排除商业力量过早介入对创作的干扰,真正静下心来,拿出一部好作品。

  华西都市报:电视剧是另外一个行当,这是你自己真心想做的事情吗?剧本是你自己亲自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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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来:这的确是我内心真心愿意做的事情。我对整个四川的历史一直有兴趣,只是我很少表现出来而已。当然,电视剧是一个项目庞大的工程,我还要写自己的小说,精力有限,所以会聘请几个年轻的编剧,跟我一起做。我会主管策划、统筹,最终还会亲自统稿。

  阿来眼中的80后作家

  “对商业成功的追求较为重视,对社会介入力度小”

  阿来对年轻的创作群体也给予他特别的关注。对于近日著名作家阎连科关于“80后是懦弱的一代”引发争议的观点,阿来也有自己的看法。

  华西都市报:很多人都认同:你的作品中,除了有文学性之外,还散发浓重的思考性。所以有人称你为“学者型作家。”您会考虑去大学教书,带学生吗?

  阿来:我现在在大学有挂职,但并没有带学生。其实我的确想过,要不要带几个研究生。我想,通过带学生这个过程,对我自己的思想脉络也进行一个整理。我们可以一起系统化的读书。比如说,招三个硕士研究生。第一年,专心按照一个书单,一起把书读透。但是我对自己这个想法并没有充分自信,毕竟这种方式还是太别出心裁了。到底有没有学生愿意认可我这种方式,校方会不会认可?这都是问题。

  华西都市报:最近阎连科关于80后的一个观点,引发很大关注和争议。他说,相对于50后、60后,80后是相当懦弱的一代人,懦弱到我们今天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找不到80后的声音了。你是怎样的观点?

  阿来:80后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反对这种代际划分。而且,我当时就呼吁大家,要注意在韩寒、郭敬明名气遮蔽的其他80后作者。最近这几年,除了韩寒、郭敬明之外的其他80后作家的作品,也慢慢开始被读者所认知,比如四川的颜歌。但是,阎连科对80后的评价,我认为,从整体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比如说,80后作家这个群体,从整体倾向来说,是对商业成功的追求较为重视,而对于经典文学需要的社会介入力度还是较小。

  华西都市报记者 张杰 实习生向璇摄影陈羽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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