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煌：用“真诚”讲好贵州故事

    唐煌是一名导演，小时候特别喜欢模仿，这让他深深爱上了表演，机缘巧合之下到法国等欧洲地区学习深造，回国后在上海从事了几年戏剧工作。

    2009年，感受到家乡的戏剧氛围十分冷淡，唐煌从上海回到贵阳，想为贵州戏剧做些改变。这一年，唐煌兴致勃勃地在贵阳开办一个戏剧节，邀请来自北京、上海、成都和贵州的戏剧团队排演了四部节目，并在戏剧节上展演，结果惨淡收场。

    近年来，随着贵州对戏剧的重视，戏剧在贵州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唐煌因势而为，取得了显著成绩。本次文代会，他以新文艺群体代表的身份参会。在唐煌看来，新文艺群体具有比较新的视角和视野，看待问题都不同程度跳出传统并具有一定前瞻性。唐煌举例说，曹海玲的《蝴蝶妈妈》就是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表达和讲故事，用了一个比较现代的表现手法去讲述苗族的传统故事。新文艺群体正试图用国际普遍接受的手法去打开传统文化的新出口，把贵州文化更好地推广出去。

    唐煌认为，贵州文艺作品缺乏相应的评论，贵州文艺评论应该加强。“任何作品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或多或少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而出现的问题有时候只有本土的文艺评论家才能看出来和感受到，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贵州加强文艺评论。”唐煌说。

    贵州近些年来影视发展很快，佳作也不断涌现，唐煌认为这得益于国家的扶持和重视。新时代背景下，贵州影视迎来了诸多机遇。“比如脱贫攻坚中涌现出来的故事，要把这些贵州故事讲好，就必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只要沉下心去，就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唐煌说。

    对于怎么讲好贵州故事，唐煌认为真诚最重要。“最近很火的电影《无名之辈》讲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里面几乎没有一个一线巨星，之所以能卖了近八亿的票房，很重要的一点是真诚，那些真诚的故事让很多受众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或多或少的影子，从而引发共鸣，找到了艺术和群众之间的契合点。”唐煌举例说。怎样才能做到真诚，唐煌认为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分汲取群众智慧的养分。

肖江虹：地域文艺发展需要团队思维

    贵州是一个具有传统文学特色的地域。从蹇先艾到何士光，再到欧阳黔森对贵州乡土文化和边地多彩风情、淳朴民风的书写，一直传承着一条绵延不绝的文脉。鲁迅文学奖得主、贵阳市作协主席、作家肖江虹认为，讲好贵州故事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贵州是艺术资源的宝库，贵州在艺术创作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贵州从不缺乏故事资源，贵州艺术家们急需更为先进的表现手法挖掘贵州“宝藏”。肖江虹举列说：“贵州少数民族的一些民俗，表面上看好像有点落后，但深入到其内核后会发现那些看似落后的民俗其实跟人类的理想最为接近，它是一种高级的文化形式，只是我们现在缺乏把这些东西表现出去的手段。”

    近年来，贵州文学蓬勃发展，特别是2018年，肖江虹的中篇小说《傩面》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实现了贵州文学30年的新突破；贵州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欧阳黔森在《人民文学》第1期、第3期和第9期相继发表三部纪实文学作品《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在全国文学界形成了“欧阳黔森现象”。

    对于贵州文学的发展变化，肖江虹最大的感受是，贵州文学学会了抱团取暖。“黔山七峰”“黔山七鹰”等文学群体的打造和推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肖江虹说：“一个地域文艺的发展需要群体和团队的共同努力，每个人努力的方向和侧重点不一样，但是加起来就是一个整体。”

    对于青年作家的培养，肖江虹认为要搭建好平台，多鼓励多认可有潜力的青年写作者。在青年作家的培养上，肖江虹对《山花》杂志社去年举办的4期“山花写作训练营”的培养模式很认可。数据显示，“山花写作训练营”目前共100余人次参加培训，有32篇小说被国内多家文学期刊刊发，其中有2篇被《小说选刊》选载。

    肖江虹说，写作就是写人的困境。在肖江虹的小说中充满了“对抗”：城乡的对抗，传统与现代的对抗。但他也提到了“和解”，甚至认为“对抗”本身就是“和解”。“和解”不是一团和气，所有的和解都是在捍卫人类自身的尊严，或者可以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讲述人的尊严，认识到了“尊严”，也就认识了“和解”。

    谈到今年的写作计划，肖江虹说今年七月份他的一篇长篇小说即将出版，小说讲述的是城乡融合的故事，几乎可以看作是《百鸟朝凤》的续集。此外，他准备组织贵阳作家与广西作家做一个交流活动。“贵州和广西在文化上有很多共同点，希望能通过交流，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肖江虹说。

曹海玲：让贵州舞台剧立于全国之林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人民是创作的主角。贵州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地方元素很多，人民也很值得去书写、去讴歌，因此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一级编剧曹海玲认为，近几年来，愈来愈多的文艺工作者渐渐聚焦于贵州这片文化沃土上。“这片土地是值得我们去挖掘的一座文化富矿。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座富矿，深挖创作的深井。”曹海玲说。

    谈及代表作《蝴蝶妈妈》，曹海玲说：“《蝴蝶妈妈》是两年前创作的作品，主要聚焦贵州民族文化的国际化表达，我希望它既在内核上、元素上尊重贵州文化，同时我也在表达的方式上，吸收更多国内的甚至国际的新观念以及新的艺术表达方式。”贵州文化、贵州元素应该通过多种多样的艺术表达，去跟贵州之外的艺术接轨；应该通过更多的渠道，传递贵州的声音。曹海玲介绍道，下一步，我们将把贵州的苗绣、银饰跟舞台剧进行深度融合，通过舞台艺术的形象，通过对传承人或匠人的人物塑造，通过舞台剧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把贵州的银匠和绣娘的形象传递出去。同时将与京剧院、黔剧院加强合作，通过采风等方式深入生活，打造更多贵州文艺精品。

    时隔6年，文代会再度召开。对于6年来贵州文艺的发展，曹海玲感触颇深，她说：“我们有自己的作品，我们是能够出精品的。”正如曹海玲所说，近几年来，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扶持了大量文艺方面的人才，贵州也借此机会狠抓精品剧目。“我们出了很多优秀作品，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发出了贵州声音，但不一定是贵州好声音；我们讲了贵州故事，但不一定讲好了贵州故事。这也使得我回过头来反思自己。”曹海玲认为，贵州虽然出了许多优秀作品，但创作者仍需修炼内功，须把基本功做扎实，剧团也需要更加紧跟时代，反映时代，讴歌老百姓。曹海玲说：“我希望我们自己的作品能够走向全国，立于全国之林。这是我奋斗的目标，跟大家一起分享、共勉。”

冯容：做一名“三有”文艺工作者

    “政治站位是基层文艺繁荣的保障，基层的文艺工作者要加强政治站位，充分发挥基层文联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联络和服务的纽带作用，引领好广大文艺工作者，让他们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出具有时代感的精品力作。同时，加强精品力作创作，注重质量问题，克服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工作作风，发扬工匠精神，做一个有担当、有情怀、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贵阳市乌当区文联主席冯容认为，这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新要求，创作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优秀作品则是新时代赋予的新任务。

    乌当区是一个少数民族较为聚集的地方，主要以布依族和苗族为主，民族文化非常丰富，地方历史文化也比较有特色。冯容介绍说，多年来，乌当区文联组织了一大批包括作家、地方历史研究者等本土文艺家挖掘本土各类资源，整理、创作出了一批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文艺作品。较有影响力的是2012年结题的水东文化研究成果以及2018年结题的成山文化研究成果，接下来区文联将对乌当区的军屯文化开展相关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

    在谈到孙志刚书记的讲话时，冯容非常振奋，并表示十分认同。“孙志刚书记希望我们做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这也是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是一名画家，以个人身份来讲，做一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是我一生的追求，也是我一生的情怀，下一步我将提高自身专业创作能力，同时注重自身的艺术修养，做一名有情怀、有担当、有信念的‘三有’文艺工作者。”冯容说。

何嵩昱：让文艺评论引领社会文化风尚

    在孙志刚书记的讲话中，文艺评论家、贵州师范大学教授何嵩昱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将科学的理论引入到创作中去，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何嵩昱认为这是对广大文艺评论家最好的提示。何嵩昱坦言，“引领”不是平行关系，也不是落后关系，应该是站在高处、站在前面引领文艺事业发展的导向，这充分说明了文艺评论的重要性和特殊价值。何嵩昱表示，文艺评论家可以对文艺作品做出评判，同时把创新理论贯穿于评论作品当中，对作品形成一种引导，对社会的文化风尚产生引领的功能和价值。

    何嵩昱说：“有情怀、有担当、有信念，这是我们作为文艺评论工作者在文艺评论工作当中最需要的一种素养。”

    谈到近几年来贵州文艺事业的发展，何嵩昱认为贵州文艺创作成绩斐然，但她觉得贵州文艺评论家并没有同本土其他各行各业的文艺工作者一起“同频共振”。何嵩昱说：“我们比较惭愧的是，文艺评论家虽做了不少工作，但没有过多结合贵州本土的作品进行评论。”何嵩昱表示，一直以来，贵州很多评论家更注重于对省外乃至国外作品的评论，对本土文艺作品的关注较少。关注本土文艺作品应是贵州文艺评论家今后集中精力去做的一件事或者说主攻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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