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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年 “作家楼”最后一个作家走了 常写作到天亮

  北京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作家赵大年去世;与文学相伴一生,夜深人静文思泉涌,常写作到天亮

  赵大年 “作家楼”最后一个作家走了

  姓名:赵大年

  性别:男

  年龄:88岁

  去世原因:病逝

  去世日期:7月1日

  生前职业:作家

  代表作:《大撤退》《女战俘的遭遇》《皇城根儿》《公主的女儿》

  赵大年费劲“爬格子”的场景,小女儿赵文华再熟悉不过。

  通常他会坐在电脑桌前,单手敲击键盘,不时瞥一眼屏幕。伴随“嗒嗒”的按键声,一个个汉字,在文档中蹦了出来。

  自15年前退休后,赵大年的日常便是:吃饭、睡觉、用电脑写作。

  赵大年的家,在北京市文联宿舍楼内。它被称为“作家楼”,住过刘恒、李克、刘绍棠等作家。多年来,他们或搬走、或故去,只剩赵大年一人。

  7月1日,赵大年也走了,享年88岁。

  天桥的“文艺学徒”

  赵大年生于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正是家国丧乱之时。在回忆性散文集《人生漫记》中,他自述清晰记得七七事变卢沟桥的隆隆炮声,跟着父母辗转逃难。14岁时,便已跑遍半个中国。

  逃难途中,他频频辍学,吃过草根树皮,住过山洞窑坑,见过饿殍载道。这也是他后来投笔从戎的缘故。

  赵大年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小学校长,他自幼与文艺结缘。在重庆南开中学就读时,每逢假日他便钻进书店,靠着书架站立读书,一看就是好几个钟头,“不知道饿”。

  随军赴朝鲜时,赵大年是部队文工团成员。那时的他求知欲旺盛,省下每月津贴,汇到国内买书。

  在前线,部队夜间行军,白天隐蔽在山林,赵大年机看书;战事修整期,他坐在小油灯下,一天能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随身携带书籍,他把被子偷偷扔掉。朝鲜冬季最低温达零下30摄氏度,这样的冬天他挺过了三个。

  在朝鲜4年,赵大年读书200多本。这段经历,后来被他戏称为“我的抗美援朝大学”。

  1958年,赵大年复员回京,父母皆已过世。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他读书、工作皆受限制,曾一度失业一年。那时,他以卖文糊口,小说、剧本、诗歌、相声,什么都写。由于祖辈与老舍一家是世交,他称呼老舍为“二爹”,写完稿后,常请“二爹”看稿指教。

  一次,他写了首长诗,却被老舍泼冷水:“你没有诗才,今后甭再写诗啦。”老舍建议他写短篇小说,让他带着小板凳,到天桥“去当文艺学徒”,看老百姓怎么说话,以让文字更具韵味。

  “先生的肺腑之言,让我受益终生。”赵大年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抽烟、熬夜、爱看球

  此后,赵大年先后去了北京市农机研究所、北京市农机局工作。“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农村,停止文学创作。

  恢复创作是在“文革”后。那时,他机缘巧合写起电影剧本,所创作的《琴童》《车水马龙》《当代人》被拍成电影。1980年,他加入北京市作协,成为职业作家。

  大女儿赵文燕记得,上世纪70年代住在光彩胡同时,家中只有一张圆桌。白天它是餐桌,晚上赵大年下班回来,餐桌便成了书桌,他常常写作到天亮。

  上世纪90年代,一家人搬进文联宿舍楼,赵大年独占一间约12平方米的房间用作书房兼卧室,放置一床、一桌、一书柜,后来又添置两台电脑。其中一台写作、存资料,另一台用来看新闻、发文章。

  “在我印象里,父亲几乎每天都在写。”赵文华说,“有时他在客厅看着电视,有了灵感,就起身进屋写去。”

  父亲对待文字的认真劲,令赵文燕印象深刻。她曾经写了篇文章拿给父亲看,赵大年看后不满意,让她修改六七遍,“他对我说,‘文章不厌百回改’。文责自负,下笔要认真。”

  赵文燕回忆,父亲曾说夜深人静时,自己往往文思泉涌。熬夜习惯延续至晚年,有时他晚上写饿了,就“偷吃”家里的萨琪玛、巧克力,“我母亲知道了很生气,因为他有糖尿病,不能吃甜。”

  赵大年还有烟瘾,一天抽一包。日久年深,书房屋顶都被熏黄了。作家李金龙记得,2016年春赵大年因病住院,李金龙去探望,赵大年犯了烟瘾,穿着病号服、披一条棉坎肩,和李金龙跑到马路边,坐在树荫下聊着天抽起烟来。

  家人曾劝赵大年戒烟,他尝试过,但没成功。后来他开玩笑说:“我戒烟,烟从楼上扔下去,还没落地,我就跑下去把它接住了。”

  在亲友眼里,赵大年言语幽默,爱开玩笑。赵文燕回忆,父亲把稿纸、钢笔、香烟、打火机称为自己的“文房四宝”,还戏称自己在家“地位低”——老大是妻子,老二、老三是女儿,其次是大黄猫,最后才是他。

  赵大年喜欢体育,到老仍兴致不减。家人说,他经常熬夜看足球,一遇世界杯、欧洲杯等重大赛事,往往整宿不睡。2017年,赵大年还曾发表一篇球评,夸葡萄牙球星C罗天赋高、球技好,自己是C罗的粉丝。

  “作家楼”最后一位作家

  赵大年家的卧室墙壁,挂着一张他的晚年照。照片里是一张国字脸,戴黑色半框眼镜,顶着蓝色毛呢帽。他左手夹一根烟,咧嘴冲镜头微笑。

  在诸多亲友印象里,赵大年平时正是这番模样——温和沉稳,平易近人。

  西城区法源寺,每年春天都举办丁香诗会。一年诗会结束后,作家吴亚开车送赵大年回家,聊起自己正计划创作一部小说,“赵老师很支持,一路都在和我探讨这件事。”

  2010年,吴亚的小说出版。他把书送到赵大年家,邀他在作品研讨会上发言。那是世界杯踢得火热的时候,赵大年睡眠很少,但把吴亚40余万字的小说读了一遍。参加研讨会时,他还把发言稿打印出来,会后送给了吴亚。

  在女儿们眼里,赵大年不擅长搞人际关系。比起交际,他更愿意在家写东西。但和熟人交往他很热情,常把熟悉的作家请到家中,一人一杯茶,坐着聊天。他还亲自掌勺,做饭接待客人。

  “他挨过整,但从没整过别人,是一个老实人。”赵文燕说,“这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经常乐呵呵的。”

  2018年5月,赵大年的妻子范季华去世,他从此变得沉默寡言,重播的新闻一天看好几遍,常一个人坐在客厅,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妻子的遗像,一言不发。

  赵文燕说,父母二人感情很深。父亲患有糖尿病,母亲照顾他无微不至。赵大年忙于写作,女儿想带范季华旅游,被她拒绝,“不行,赵大年要打针!”

  年岁渐增,赵大年的身体也不如从前。他听力变差,需佩戴助听器;有时看着电视,头就垂下打起盹来;2018年初摔断胯骨后,一直未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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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金龙最后一次见到赵大年,是今年3月底。在赵家,两人坐下拉着手聊天,谈宣南文化、京味文学和老作家们的往事。李金龙回忆,那时赵大年“声音不再洪亮”。

  北京市文联宿舍楼住过许多作家,也因此被称为“作家楼”。这些作家或搬走、或故去,只剩赵大年一人。小女儿赵文华记得父亲曾感慨:“‘作家楼’就剩我一个作家啦,很寂寞。”说这话时,他眼神有些失落。

  今年6月中旬,赵大年生病送医抢救,后查出患有肺癌,已是晚期。7月1日上午,他与世长辞,终年88岁。

  “作家楼”最后一个作家走了。他创作的小说、散文集,仍静静地躺在家中书柜里,“爸爸曾说,文学伴随他一辈子,像生命一样,离不开。”

  “爸爸是个大智若愚的人,利弊得失看得清楚,但不明说。他总告诉我们吃亏是福。” ——赵文燕

  “赵老师很有长者之风。胸襟宽广,没见过他发牢骚。”——作家李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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