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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击、斗牛、写作 20年代的海明威活跃得像个自媒体大号(2)

  尽管海明威蔑视咖啡馆艺术家,“奥林匹斯诸神”却是他融入的目标。斯泰因和庞德是这伙旅居法国的美国作家的核心,他们各自进行着文学实验,试图在亨利·詹姆斯和伊迪丝·沃顿的老派文风之外开辟现代派的新路。

  斯泰因在巴黎租下的花园街27号,在“二战”前后的三十多年里,一直是左岸拉丁区最出名的艺术沙龙。斯坦因在客厅接见过毕加索、马蒂斯、塞尚,接着是舍伍德·安德森、菲茨杰拉德、庞德,如今又迎来了海明威。

  “如果你知道关于玫瑰的一切,他就和你聊玫瑰,直到他学习了你所知的一切”。海明威的朋友约瑟夫·德莱尔的这句话,揭示与海明威谈话的魅力。在斯泰因的客厅,海明威全神贯注地看着斯泰因,从她那里学到关于语言的节奏的知识。“他热情充沛,兴致勃勃,而且也有一双探寻的眼睛。斯泰因后来这样回忆。海明威成功获得了斯泰因的好感,一天,斯泰因亲自登上海明威租住的公寓四层,将海明威手稿翻了个遍,并给出自己的评判。

  庞德外号“文学助产士”,是现代主义运动公认的领导者。人们常常看见他围着一条“MAKE IT NEW”字样的围巾,骑着自行车穿过欧洲。正是在他的帮助下,T·S·艾略特的《荒原》和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得以发表。凭借舍伍德·安德森的推荐信,海明威在庞德的工作室内见到他。诗人庞德致力去除陈腐的词句,力求每首诗都用崭新的语言。他教导海明威,不要用多余的词语,也“别搞那么多场景”。庞德向海明威开放了私家书柜,并向《小评论》等杂志推荐海明威的诗和短篇小说,并介绍他认识福特,做《大西洋两岸评论》的副主编。

  另一方面,海明威不放松跟任何潜在的出版资源结交的机会。和平年代,海明威依靠拳击、斗牛来交朋友。他继续营造着自己的硬汉神话,巴黎的咖啡馆流行着传说——海明威跟各种假想的敌人打拳击,当然,流言的散布者就是流言主角本人。海明威塑造出的男子汉气概为他俘获了不少人,包括认识不久就被他拉上拳场的勒布。后者在海明威第一部小说集在美国出版和第一部长篇小说的诞生至关重要。

  海明威从斯泰因那里知道了斗牛,迷上了这个运动。每年7月,他呼朋引伴,召集自己的文学好友去西班牙观看斗牛。这个传统始于1923年,海明威与两位潜在的出版商,麦克阿尔蒙和比尔·伯德一起去西班牙。从西班牙看完斗牛回来后,两人都在巴黎为海明威出版了小册子。第二年海明威领队前往潘普洛纳的斗牛观光团规模进一步扩大,除了海明威两本书的巴黎出版商,还有作家唐纳德·斯图尔特和约翰·帕索斯。海明威领着斯图尔特好几次跳入斗牛场,被当地摄影师拍了下来。

  《芝加哥论坛报》写了一篇报道,描绘斯图尔特撞翻了,“世界大战英雄”海明威前去救他,但接着也被牛顶了的场景。海明威显然很在意报道,他特意给《多伦多星报》写了一封信,解释那篇报道说错的地方。

  在平辈的文学团体中,海明威绝对是一个魅力型领袖。“海明威有一种类似福音传道者的秉性,无论当时有什么让他发狂的东西,他都能号召朋友们一同皈依他的狂热。”多斯·帕索斯这样回忆。

  最终,通过勒布的斡旋和帮助,海明威在美国的第一本书,《在我们的时代》进入了利夫莱特出版社的编辑讨论名单。远在大洋彼岸的舍伍德也为这本书出了力,舍伍德是利夫莱特的明星作家,正是他大力说服利夫莱特公司最终决定出版这本书。

  1926年,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

  得到了文学界内部承认的海明威,终极目标是进入主流读者的领域。1920年代的美国,阅读长篇小说依然是普通人最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人们排队在火车站,只为了第一时间拿连载菲茨杰拉德小说的《纽约客》。要想打入普通读者,必须靠长篇小说。

  第三次潘普洛纳之旅后,海明威再次向长篇发起冲击。这时,菲茨杰拉德已出版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他在五年时间出版了三本小说,早就成了“年轻一代公认的发言人”。

  视菲茨杰拉德为竞争对手的海明威有自己的优势。虽然菲茨杰拉德的写作主题——飞女郎、私酒贩、爵士乐都现代得不能再现代,但他的风格是老派的。他的出版商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看得很清楚,“菲茨杰拉德有个19世纪的灵魂,他是浪漫主义最后的拥趸,他是斯特劳斯。”

  文学界呼唤的是斯特拉文斯基:光有新主题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全新的风格和语调,完完全全地属于20世纪。这正是海明威的机会。他从斯泰因、庞德那里聆听的教诲,他从事记者养成的简洁笔法,他长久揣摩塞尚质朴、厚重的笔触的心得,这些最终凝练成独特冰山体风格,发挥在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

  菲茨杰拉德本人加速了这一替代过程。他读到《在我们的时代》,热情地向自己的编辑、供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铂金斯去信推荐海明威。后者随即联系身在巴黎的海明威,询问他有没有更适合大众读者口味的作品。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是纽约最大的出版社,与偏重于挖掘新兴作家的利夫莱特的相比,历史更悠久,更主流,实力也更强。进入斯克里布纳的出版名单,意味着更大的营销力度和更广的读者面,这是海明威十分向往的。

  搭上了斯克里布纳的海明威终于找到了自己梦想的读者。无论是庞德、斯坦因、还是乔伊斯都曾因为晦涩或实验的文风,在迈向更广泛群众时遇到困难。现在海明威突破了这一标签,用自己的创作,吹响了现代主义的号角。他那轻快的节奏、洗练的笔触、删掉心理深度,仅仅保存动作的写法,天然地与大众更亲缘。尽管在日后,海明威的文学对手福克纳曾评价,在海明威的小说里找不到一个需要查字典的词。但正是在这样的写作上,“现代性找到了其大众创作的领袖。”

  《太阳照常升起》很快唤起了战后一代的共同情感,美国的年轻人中间掀起了模仿小说人物说话的风潮。他们中很多人都像海明威一样,响应1917年美国宣布参战的号召,奔赴欧洲。他们被一样抽象的正义情感驱动,一样从纽约码头登上去法国的轮船,一样地加入美军救护队或法军运输队,一样地在救护车或军用卡车上学会怎么用结结巴巴的外语跟外国护士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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