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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戏剧的融合(创作谈)

万 方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出版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是文学与戏剧的融合。文学与戏剧这个题目对我非常有吸引力,因为我也写过小说,也写过剧本。

  前些天我看到这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发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他非常重视语言在戏剧中的作用。我的一个朋友看后说:“语言是文明的母体,文学是艺术的母体。”这话说到了我心里。

  我曾经把我的一篇小说杀人》改成话剧《新原野》,前两天还在老舍戏剧节演出,它体现了从文学到戏剧的转换。文学和戏剧共同的力量是什么?它们的不同又在哪儿?我个人有很深体会。我觉得文学可以是更自我的,当然文学作品也是为了给读者看的,但是这个读者跟编剧面对的受众不一样,读者你是见不到的。你并不知道这个读者是谁、有多少。但是作为一个编剧,当我写剧本的时候,我会想到如果你的戏上演,票房只有两三成,甚至更少,或者如果你卖出票,但是演到一半的时候观众都走了,作为编剧可能觉得特别难以承受。所以在写的时候你就会更多地考虑怎么能够抓住观众、吸引观众。而在写文学作品的时候,更多的是如何表达你内心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这两者真是有不同的。

  《杀人》是写一对农村婆媳,那篇小说我自己很喜欢。我老被人问到,你作为曹禺的女儿是不是觉得有压力?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对我像朋友一样的爸爸,所以人家问我的时候我都说没有压力。直到我的第一个戏——任鸣导演导的《有一种毒药》,在小剧场演的,演出第一天我去剧场的路上忍不住跟我爸说,我的戏要在首都剧场演了,真的很激动。但是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作为曹禺的女儿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爸爸的那几个戏一直压着我,使我写了小说、写了影视,就是不敢写话剧,因为怕自己写得不像样子。直到觉得自己有一定能力,我才写出了《有一种毒药》。

  所以对于《新原野》这出戏,我特别想写那样一种人物关系充满危机感、充满强烈戏剧冲突的一出戏。后来写出小说《杀人》之后我忽然意识到,也许这个作品具备了条件,但是怎么把它变成戏剧呢?我这个想法从产生到真正变成《新原野》之间大概有10年的时间,直到看了那么多的戏,包括国外的戏,我才觉得戏剧是非常自由的。当然比起小说还是不同,因为戏剧毕竟有时间的限制,两到三个小时。再有,它就是几十平方米的空间。这个限制既是一种制约,同时又是一种优势,在这个舞台可以更直接地跟观众交流。

  打破束缚,文学给我一种自由,也带来戏剧舞台的自由。在《新原野》这部戏里,可以看到很多文学的影子,使这个剧本的演出有更广阔的空间。在小说里很好的文学语言怎么用到戏剧里?用在这个复仇的农妇身上?原来我觉得观众可能不接受,但从演出效果看,观众完全能够理解。今天走进剧场的观众既具有文学的眼光,同时也具有戏剧的眼光,这是所有戏剧人和文学创作者努力的成果,使观众和读者变成了一体,能够欣赏文学和戏剧融合起来的艺术生命。(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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