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初春，《西南联大启示录》由于一些史实上的异议播出突然遇阻。寒风凛冽中，任先生出现在北大图书馆的石阶前，他一手拄杖，点路前行。他只有一只眼的视力，却不要我上前搀扶，一蹬一蹬地以杖引路，走进会议厅，来参加这个应对“播出遇阻”的校友理事扩大会。

　　沈克琦先生告诉我，任先生一般都不参加校友会开会。

　　疾风知劲草。会议上，任先生第一个发言。凛然而来，开口却和顺。他说：“《启示录》是很有意义的好片子，应该大力宣扬。”

　　任先生让我明白，如何用不张扬的语言，讲出那种“有骨头”的话来。

　　回到昆明，我给任先生打电话。他问：“咱们的《启示录》怎么样了？”他把这部作品称作“咱们的”，给了我勇气和温暖。

　　在诸多老校友们的大力争取下，《西南联大启示录》最终重获生机，进而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任先生给我他写的评论文章《〈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却又告诉我：“不发表，是给你看的。”在文章中，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表扬这部纪录片，说它真实，不张扬，是“集腋成裘”“积沙成塔”之作。任先生还说，我是“用西南联大的精神制作这片子”的，对我勉励有加。文中没有直接批评“不足”，而是提供大量史实补充了西南联大的“文科成就”，这一方面至今为人们所忽视，也是片子的不足之处。

　　任先生注重内在传承和知音交流，类于古风。他貌和神谦，内藏铁骨铮铮，将信念贯穿于学术与人生。

　　“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有两个追求是独特的：一是重‘统一’，一是重‘气节’。凡时局动荡、朝代变迁，英雄和诸子百家，都是力图统一天下的。只有‘统一’，才能发展。对中华民族而言，统一是正常的，不统一则不正常。在这些动荡中，‘气节’，是中国人重视的精神情操。”

　　在文化与“气节”的关系中，始终存在一种精神价值的取向。王国维曾说过：屈、陶、杜、苏四人，即使没有文学天才，凭他们的人品也足以立世而惊天动地。

　　我将自己的书送任先生，他说：“你的笔很野。”我一愣，他却说：“这很好，别人想野还野不了呢！”

　　任先生曾对我说：“你到北京，就到家里来。”但有些人拟托我请先生“吃饭”。他却摇头拒绝。

　　任先生深谙进退之道。到晚年，他精简人生，采取了“无为而无不为”的智者抉择，以高龄之身主持编撰巨型经典，保持自己宁静的环境。

　　有一次，我从昆明打电话过去，小保姆说，爷爷散步回来，正躺在沙发上休息。

　　我说，等会儿再打吧。任先生却已经从沙发上起身，接过电话，和我谈起他新注的《道德经》。一周后，他亲手题写的新书就寄到我手上。

　　任先生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可是有人将所焚之书的内容背下来，口口相传。这就是“诗书丧，犹有舌”。《尚书》，就是这么来的。他以史为据，点明了知识分子对一个民族所负有的责任，那就是创造和传播文化。

　　在我与任先生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袭用古人的名言来说自己的观点。他总是说“大白话”，就像《菜根谭》，用最浅显的话。这是他已经形成的文化格式。这使我想到老子的“大音希声”。体味先生的深意，我以为：

　　一、是在学术上的身份清晰。他是现代人，是研究者，不是重复者。

　　二、是自信。他认为，以自己的语言完全可以表述今天的观点。

　　三、是区分。他认为，古今有别，古人的意思不可完全地套在现代的事物上。

　　四、是重“现在”。他认为，活生生的现实正在发展之中，现代人应当使自己处于一种不断探索与发现的状况下，而不是抱着守旧的陈调。

　　任先生的“内养”达到了举重若轻的境界。他不用那些张扬的语言，也从不给别人以紧张感，总是淡淡的，轻言细语，时夹以“哎”，表达一种会意。

　　中国古人以“气”论“道”。任先生正是一个“打通了气脉”的知识分子。这股“气”贯穿他的学术生涯，支撑他的多舛人生。他正是那位可以使我沉静下来、完成一点事情、抓住岁月的道与德之师。

　　与任先生的情谊，令我想起那句古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高 远

　　任先生的儿子任重对我说：“你每次来，他都特别高兴。他喜欢跟你谈话。你们俩的思想是一样的。”与先生在一起，可纵情“高谈阔论”。

　　任先生终其一生研究“老子”。他的态度及语气却是“节节退后”，越到晚年，越觉得难解。每出一本新书，都会说自己原来的理解还要商榷。这种治学的精神，今世还有几人？

　　老子说，道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个意思包含了世界的变化，顺势而成的规律，不拘一格的思考。老子的理念已经渗透到中国文化之中，诸如亏盈之道、祸福相随、事缓则圆、否极泰来等。在西方的哲学里，是找不到“应对”语汇的。

　　南沙沟玉兰开了，清茶相对，坐在客厅里，周围是“国图”的那些大书柜。

　　我信口说：“道”就是智慧。“诸子”都是思想。而思想是受“道”所统领的。所以，孔子求教于老子，“诸子百家”不与老子辩论。无论从个体生命，到世事沉浮，天下归属，无不与“道”有关。曹操、韩愈的文章大气磅礴，皆与“道家”相通。陶潜的诗受人喜爱，因他有“纵浪大化中”的理念。大乘佛教和禅，都有道家的影子。

　　任先生高屋建瓴，经世致用。他说：如果没有道家，中国政权更迭的历史会更加残酷。是道家的理念，给了社会、人民与文化休养生息的空间。

　　我对任先生说，我是离不开山水和自由的。

　　任先生笑云：这就是“道”啊！

　　冬天的昆明，我在翠湖畔，举着手机，让任先生在京城听见海鸥的鸣叫。

　　夏雨飘落，我在信中寄上缅桂和茉莉的小花。任先生告诉我：“花还没干，还有香味。”

　　任先生多次对我说：“我们有缘。”

　　我问任先生：“我可以算是你的弟子吗？”

　　任先生欣然道：“你是入室弟子。”

　　任先生的哲学与宗教，门下自有高足。我是“跨界”的，一名“晚弟子”。

　　冯先生猝逝，我惴惴地去电话吊唁。任先生平静地说：“年纪大了。”一句话，表明了他对生死的“平常心”。

　　后来闻知，任先生在休息两天后，依然每日编书不已。

　　最近，任远、任重以子女身份在媒体上披露了任先生的当年笔录：“毛主席接见任继愈谈话经过。”看到先生的遗笔，墨淡纸轻，而骨子里的清香却悠悠透出。

　　对于这段往事，有些人曾捕风捉影。而在任先生看来，这不过是“工作”。多少年来，他不愿意向同人及学生提及此事。

　　任先生在注明里写道：“毛主席鼓励个人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写在这里，未记录在其中。”这简单的一句话，省略掉了当年毛主席对他的好评。这是何等纯净的心灵境界。当时他43岁，一位中年的哲学教师。

　　任远与任重在文章中有一段话，令人掩卷沉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