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利克天文台

在美国早期历史中，天文学以及对天空的探索，一直被认为是智力高度发达的标志，更是殖民精英应当从事的一项高贵活动。英属北美时期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第一任总督的长子，后来自己也成为殖民地总督的小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 Jr.）对天文学有着强烈的兴趣，为了能够与牛顿相呼应，1660年进口了新世界历史上第一台望远镜。

John Winthrop Jr.（1606-1676）

殖民地对天文学的兴趣超过了对任何其他非农科技的兴趣，大概还有一个原因，新英格兰地区清教神职人员倾向于将其视为对上帝造物之完美无瑕的证明。了解“天堂”，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持续的主题，也是早期美国天文台创立的重要驱动之一。

与此同时，天文台也逐渐衍生出一些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成为社会和地区的骄傲，国家文明发展的象征。

从了解“天堂”而发芽，成长为真实的探索兴趣，在很多人眼里，象征了城市的成长，有如少年人的coming-of-age。正如《雅典娜神殿》杂志（The Athenaeum）驻波士顿记者在1840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说，“在我们的智者所讨论的重要话题中，有一项是创建天文台，以匹配我们作为一个文明民族的形象。”

哈佛大学天文台，建于1839，美国建立的第一座大型天文台

进入20世纪，开始了火箭技术的历史。罗伯特·哈金斯·戈达德博士在这一领域中的地位无人能比，他超前于任何人，设计、建造，于1926年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为人类最终进入太空铺平了道路。

罗伯特·戈达德在1926年进行首枚液体火箭试射

根据传统航天史的说法，太空年代，以前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史普尼克”的发射标志，始于1957年。冷战结束后多年，“史普尼克”仍然以时髦的姿态，独立于政治，在文学、设计、时尚领域占有重要一席。小群体精英的爱好，到冷战时升级为地缘政治的主要标志。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个星球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开始了政府层面的太空竞争。如果说是苏联的“史普尼克”开启了这个时代，那么美国的“登月”则无疑是这个时代的高潮。并且“登月”跟“史普尼克”一样，也作为文化符号，独立于政治而获得永生。

史普尼克1号，第一颗进入行星轨道的人造卫星

在人类科技史上，很少有其他事件，在政治文化地位上能与太空年代的显耀相比；而经济上，其所获得的资源分配比例，至今也无法超越。

与美国早期太空史所得到的关注度不够相比，这个时期的问题恰恰相反。美国太空计划的成长和进化始终被定位为冷战竞争的结果，它关乎国家威望和民族骄傲，它具有军事必要性，它是技术专家治国的一部分，它还是美国南方的“第二次重建”，是航天革命者已然实现了的目标，是NASA持续增长的发展计划部分，是无可避免的生命延展进化……

参与制定“后史普尼克”年代美国太空政策的声音里，人们一直能听见一个坚定的词“prestige”，国家威望，用来作为要求投资拨款的无比正当的理由。这在政治学家弗农·范·戴克（Vernon Van Dyke）1964年作品《骄傲与权力》（Pride and Power）中第一次试图对其进行全面分析， 此后这个概念一直占据了显著位置。

然而正如“史普尼克”和“登月”这两个概念一样，文化和本能，远比政治需求永恒。也许把眼光投向“前太空年代”，对我们如何看待眼前反而更加有意义，也就是说：探索的主要驱动来自于根本需求，而支持这一需求的，是民间资本，人类个体的热情远比政府行为更加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