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杂志2011年6月30日的封面文章——《太空年代的终结》（“The End of the Space Age”），基本上总结了长期以来对“太空年代”的官方叙事：

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开发洲际弹道导弹以运送核弹头，从而发展了卫星及航天飞行器等方面的技术。太空竞赛这一美苏之间为争夺航天实力最高地位而展开的竞赛，终于成为冷战最重要的一维，以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成功登月，美国宣告胜利达到高潮。

《经济学人》封面

随着阿波罗计划无以伦比的成功，政治需求渐次缺席，从而NASA精简，航天也渐渐局限于近地轨道，以机器人取代宇航员。人们一面从NASA项目中持续得到关于宇宙和太空的知识，同时也开始关注其巨大的开支，代价高昂的失败，以及在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上丧生的十四名宇航员等其他方面的信息。

到冷战结束，航天飞机退役，新的太空探索活动一度失去了其所有源动力，以政府为主导的“太空年代”走到了尽头。

于是，企业和财富阶层的个体成为太空探索的新兴力量，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由亿万富豪主导的太空探索新时代？

事实并非如此。

SpaceX成功发射猎鹰重型火箭

[ 图注：美国东部时间2月6日下午1点30分（北京时间2月7日凌晨），马斯克麾下商用航天公司Space X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在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首次成功发射。本次火箭送入太空的任务载荷，是特斯拉的一辆Roadster跑车。此次发射也是马斯克火星计划的重要一步。根据设计，"重型猎鹰"能够装载17吨的货物飞往火星。按照计划，SpaceX公司将于2062年前在火星上建立一个容纳100万地球人的殖民地。]

埃隆·马斯克，杰夫·贝佐斯，保罗·艾伦们在太空探索项目中的投入，不是新鲜事，民间力量作为美国太空探索力量的重要分支的历史，可以回溯到史普尼克（Sputnik，人造地球卫星）年代之前近两百年。

要想真正理解企业和个人何以“一夜之间”创造太空探索的奇迹，需要把这一现象放到历史框架中去看。这时，一个与官方叙事截然不同的历史版本会出现。这个版本里，个体的主动行为和民间资助是长期而持续的。21世纪初的这一潮流只是财富个体以及科技实业家们长久坚持的回归和延续，20世纪中期的“太空年代”，仅仅是自望远镜年代开始，到昨天的猎鹰升空之间的一个阶段。

作为这一传统最主要的代表，是遍布美国各州，甚至各城市的天文馆/台。

作为美国空间探索的工具，这些天文馆/台的符号意义也许大过科学价值，无论怎样，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民间资本创建。其中著名的利克天文台、威尔逊山天文台、帕洛马山天文台，投入之大，跟同时期经济数据间的比例，堪比NASA项目。

个人出资兴建这些被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称作“天空中的灯塔”（“Lighthouses in the Sky”）的天文馆，动机不一：有出于本能的对“天”的兴趣，有科学的好奇心，也有为了展示个人地位或者青史留名。美国最早的太空探索阶段，就在这样一个极其个人的上下文中诞生了，代表性的人物奥姆斯比·麦克奈特·米切尔（Ormsby MacKnight Mitchel），乔治·艾勒里·海耳（George Ellery Hale）向富裕的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兜售他们充满神秘色彩的“天空”探索。

在火箭出现前很久，人类探索太空仰仗的是另一种昂贵技术——大型望远镜。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的美国天文台已经能够开展具备相当复杂程度的项目，天文学家们在这里进行被称为“天空探索”的活动，再将他们的考察结果传递给渴求科学新知新发现的公众。这些早期的天文台都采用当时欧洲的最新技术——昂贵的进口设备以及工程合同，因此动员和调用可观的资金便成为必须。

詹姆斯·利克（James Lick）曾经是加州最富有的人，利克天文台（Lick Observatory）的开支占据了他全部资产的17.5%。如果把这个比例用到2015年的加州首富，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里森的财富总值上，大约相当于95亿美元。

拿另一组数字对比感受一下：NASA探索矮行星冥王星的新视野号（New Horizons）项目，大约耗资6.7亿，探索水星的信使号（MESSENGER）大约耗资4.2亿，火星探测漫游者（Mars Exploration Rovers）大约耗资8.5亿。

利克天文台是世界上首个建于山顶的永久性台址，使用富豪詹姆斯·利克的遗产，建于1876-1887

遥望利克天文台

在美国早期历史中，天文学以及对天空的探索，一直被认为是智力高度发达的标志，更是殖民精英应当从事的一项高贵活动。英属北美时期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第一任总督的长子，后来自己也成为殖民地总督的小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 Jr.）对天文学有着强烈的兴趣，为了能够与牛顿相呼应，1660年进口了新世界历史上第一台望远镜。

John Winthrop Jr.（1606-1676）

殖民地对天文学的兴趣超过了对任何其他非农科技的兴趣，大概还有一个原因，新英格兰地区清教神职人员倾向于将其视为对上帝造物之完美无瑕的证明。了解“天堂”，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持续的主题，也是早期美国天文台创立的重要驱动之一。

与此同时，天文台也逐渐衍生出一些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成为社会和地区的骄傲，国家文明发展的象征。

从了解“天堂”而发芽，成长为真实的探索兴趣，在很多人眼里，象征了城市的成长，有如少年人的coming-of-age。正如《雅典娜神殿》杂志（The Athenaeum）驻波士顿记者在1840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说，“在我们的智者所讨论的重要话题中，有一项是创建天文台，以匹配我们作为一个文明民族的形象。”

哈佛大学天文台，建于1839，美国建立的第一座大型天文台

进入20世纪，开始了火箭技术的历史。罗伯特·哈金斯·戈达德博士在这一领域中的地位无人能比，他超前于任何人，设计、建造，于1926年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为人类最终进入太空铺平了道路。

罗伯特·戈达德在1926年进行首枚液体火箭试射

根据传统航天史的说法，太空年代，以前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史普尼克”的发射标志，始于1957年。冷战结束后多年，“史普尼克”仍然以时髦的姿态，独立于政治，在文学、设计、时尚领域占有重要一席。小群体精英的爱好，到冷战时升级为地缘政治的主要标志。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个星球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开始了政府层面的太空竞争。如果说是苏联的“史普尼克”开启了这个时代，那么美国的“登月”则无疑是这个时代的高潮。并且“登月”跟“史普尼克”一样，也作为文化符号，独立于政治而获得永生。

史普尼克1号，第一颗进入行星轨道的人造卫星

在人类科技史上，很少有其他事件，在政治文化地位上能与太空年代的显耀相比；而经济上，其所获得的资源分配比例，至今也无法超越。

与美国早期太空史所得到的关注度不够相比，这个时期的问题恰恰相反。美国太空计划的成长和进化始终被定位为冷战竞争的结果，它关乎国家威望和民族骄傲，它具有军事必要性，它是技术专家治国的一部分，它还是美国南方的“第二次重建”，是航天革命者已然实现了的目标，是NASA持续增长的发展计划部分，是无可避免的生命延展进化……

参与制定“后史普尼克”年代美国太空政策的声音里，人们一直能听见一个坚定的词“prestige”，国家威望，用来作为要求投资拨款的无比正当的理由。这在政治学家弗农·范·戴克（Vernon Van Dyke）1964年作品《骄傲与权力》（Pride and Power）中第一次试图对其进行全面分析， 此后这个概念一直占据了显著位置。

然而正如“史普尼克”和“登月”这两个概念一样，文化和本能，远比政治需求永恒。也许把眼光投向“前太空年代”，对我们如何看待眼前反而更加有意义，也就是说：探索的主要驱动来自于根本需求，而支持这一需求的，是民间资本，人类个体的热情远比政府行为更加持久。

乔治·艾勒里·海耳，1868－1938，美国天文学家

威尔逊山天文台，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捐建，乔治·海耳为首任台长

所以21世纪财富个体，杰夫·贝佐斯，埃龙·马斯克，保罗·艾伦们的投入，是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先辈们长久坚持的延续，是重现。这些人，既是太空企业家，也是詹姆斯·利克，乔治·艾勒里·海耳，安德鲁·卡内基，哈里·古根海姆们的传统继承者。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冷战期间上演的地缘政治太空戏，只是短暂的一个瞬间。这些新的“天空”探索者们如今献出资源，正在押注上路。

这是一个更广义的太空年代，远比发轫于地缘政治，由政府主导的那场大跃进有意义。

然而这一切本身意义何在？

“如果一个人从来不能理解对探索和发现的渴求，这个问题便是没有答案的；而对那些能够感知这一渴求的，它本身就是答案。”

——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奥伯特 《通向航天之路》，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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