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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日报数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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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监探亲服刑人员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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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人员(左)在家人陪伴下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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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人员戴着大红花,做离监前准备工作。      (图片均由银川监狱提供)

今年春节期间,经过层层筛选,来自全区各监狱的17名表现良好、家庭和睦的服刑人员获准离监探亲,踏上一条充满人性的改造之路。短短5天时间,他们尽子女之孝、父母之责、夫妻之义,感受祖国的变迁、家乡的变化。

(一)

腊月二十九的那个早晨,秦玉梅(化名)伸着脖子向监狱张望,时而轻喃,时而踮起脚尖。

半个多小时后,大门缓缓打开,那个场景永远定格在秦玉梅脑海里——服刑11年的丈夫于建国(化名)出来了!

“你胖了?衣裳买小啦!”手挽住于建国胳膊,秦玉梅匆匆往外走。

于建国下意识握住妻子冰冷的手,不住“埋怨”:“电话里告诉你是9点接,肯定来早了。”

路上,疲惫不堪的秦玉梅依靠在于建国肩上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为了省钱,她前一天到银川,在车站坐了一夜。

从监狱到老家有两个小时的车程,于建国归心似箭,他想催促师傅开快一点,却又想到干警说超速是交通违法行为,欲言又止。

汽车到村子后,离家还有段山路。爬过山坡,于建国远远看到母亲和3个女儿的身影。

左手扶着母亲,右手抱着小女儿,于建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为了这次团聚,他盼了3600多个日夜。

到家门口后,母亲贴上一副对联,这是于建国“出事”后第一次贴对联,母亲总说:“不能把建国‘贴’在外头。”

在家人簇拥下走进大门,于建国心中掠过丝丝不安,他在寻觅一个人——父亲。

2008年,于建国因朋友借钱未还,殴打致其死亡。

犯事后,于建国逃到外地。曾做过3年狱警的于父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儿子的下落。但于建国如同幽灵一般,杳无踪影。一次去外地寻找时,于父被车撞倒,从此双腿残疾。

推开客厅的门,于父呆滞地坐在沙发上,身旁放着两根拐杖。

于建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爸,不孝儿回来了!”

谁知于父拿着拐杖朝于建国身上打去:“快去自首,自首就是好娃儿!”

“爸忘记我已经服刑11年了?”于建国的大脑被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攫取成空白,不知所措。

这时,母亲悄悄告诉于建国,自从他跑到外地后,于父精神失常,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于建国痛哭流涕,狠狠扇自己两个耳光,对父亲说:“我不配做儿子!让你受苦了!”

情绪平复后,于建国紧握着父亲的手,把掏心窝的话讲给他听:“不管你能不能听懂,我都要说。开始入狱特别难受,觉得对不住你们和那受害人,在我几近绝望的时候,是干警不厌其烦地开导我、关心我,讲法律政策,鼓励我树立信心。这些年我一共减4次刑,才有今天团圆的机会。”

和家人闲聊中,于建国还得知父亲清醒时会独自坐两个多小时的大巴,在监狱外待一整天,因为他觉得那样离儿子最近。母亲则把于建国的衣服洗了又叠,甚至穿到自己身上。妻子独自拉扯3个孩子,去年,父亲因心脏病住院,妻子四处借钱。

“我欠下的‘债’太多了,我一定好好改造,出来后报答你们。”于建国坚定地说。

在家期间,于建国召开一次家庭会议,主题是为85岁的父亲提前安排后事。

给父母洗脚、为家人做饭、陪女儿写作业……短短5天时间,于建国恨不得将一分钟掰成两半用。

监狱规定不能超出离家10公里的范围、不得进入娱乐场所、每天必须准时用视频汇报行踪,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于建国索性待在家里,等亲朋好友上门。

唯一一次外出,则是和哥哥探望服刑人员马某的父母。

马某是于建国同监区的狱友,8年前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服刑期间,马某多次拒绝改造,被关3次禁闭,至今未减刑。

“马某表现还不错。”于建国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干警教他做衣裳,休息时就打篮球、乒乓球,他还学会了拉二胡,是兴趣小组的成员。不过他常说想家,你们还是要多看他,鼓励他好好改造。”于建国说。

由于家庭困难、身体不便,马某服刑后,父母从未看过他。这是马某入狱后,他的父母第一次听到儿子的消息。

临别前,马某的母亲告诉于建国:“给娃儿带话,等暖和点看他去,借钱也去!”

于建国向哥哥借了1000元,悄悄塞进老人的被子里。

回到监狱后不久,于父因病去世。干警本以为他会“闹情绪”,低迷一阵子,谁知他改造更加起劲儿了。

“多亏监狱的人性化关怀,让我有机会提前给老父亲安排后事,否则我得抱憾终身!国家政策这么好,唯有努力才不负众望。”于建国如是说。

“其实离监探亲给我们增加了不小的工作量。”宁夏监狱管理局副局长郝善海说,为了做到“放得出去,收得回来”,各监狱坚持“审慎选择、层层把关、规范办理、细化流程”的原则,经过四级审批、两次调查,真正做到优中选优。

“服刑人员回家后,干警更要紧绷着弦,万一惹事咋办?”郝善海说,他们要求服刑人员每日必须到当地派出所签到,并通过远程视频向监狱干警报告情况。监狱指挥中心则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实时跟踪监控活动范围,确保服刑人员稳妥放出去、安全收回来。

(二)

离监探亲结束后,服刑人员梁小斌(化名)变了。他没命地劳动,并主动承担监区打扫卫生的活儿。

一切,都是为了多挣分。

“我要好好改造,早点出去。你们不晓得,外面的世界多美好!空气都是甜的。”梁小斌成了监区的“焦点人物”,狱友们最大的乐趣是听他讲述所见所闻。

“生活越来越舒适,外出居然不用带现金,手机就能付钱;洗手间的水龙头是自动感应的;电影院的座椅比家里的沙发还舒服……”梁小斌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地比划。

“那我好好改造,争取明年也有资格”“你减5次刑才能出去的?我还差2次”“我在里面考的职业资格证,出去后能用上不?”狱友们争相提出疑问。

一时间,监区里积极改造的氛围异常浓厚,人人都朝“标兵”梁小斌学习。

事情得从一个多月前的那个早晨说起。

扑面的寒风凛冽刺骨,梁小斌心中却溢满了欢喜。入狱16年,他终于踏出了那扇向往已久的大门。

离监狱8公里处,是让他朝思暮想的地方——家。

记忆中,梁父对梁小斌这个最小的孩子宠爱有加。

尽管一家七口人靠梁父在屠宰场打零工艰难地维持生活,但梁父总能满足梁小斌的需求。

担心儿子在学校吃不好,梁父给周边的餐馆打招呼,让梁小斌随便吃喝,月底他来结账;不论梁小斌打架还是偷东西,梁父也总能想办法把他从派出所“捞”出来。

直到一天,梁小斌用刀子胁迫梁父拿出1500元时,他才明白自己的娇惯毁了儿子,他满足不了儿子永无止境的索求。

在亲人的呵斥下,梁小斌放下刀子,但他没有带任何一件东西,离开那个让他在有钱哥们面前抬不起头的家。

那一年,梁小斌17岁。离开父母怀抱的梁小斌,在外面并不顺利。离18岁生日还差一个月时,他因琐事致一人死亡,被关进看守所。

#p#分页标题#e#

一夜之间,梁父白了头,家里的八哥跟着他学会了叹气;在看守所期间,梁小斌又因口角勒死嫌疑人,为了凑钱给梁小斌请律师,梁父跟不肯借钱的三弟闹翻,从此不相往来;家庭遭此骤变,梁小斌的爷爷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寰。

“这些年亏欠家人太多了。”梁小斌自言自语道,刻意压低帽子,眼泪还是不停地往下掉。

正在开车的姐姐通过后视镜看到这一幕,一阵酸楚,刻意调大收音机的声音……

车停靠在一条八车道的马路边,眼前是一个满是高楼的小区。

梁小斌惊奇地问:“红瓦房呢?”

“早拆了,这是拆迁补偿房。”姐姐拉着他往进走。

打开门,梁父身上挂着尿袋,扶着墙从卧室走出。儿子近在咫尺,他却激动地瘫坐在地上:“腿咋软了,起不来了。”

梁小斌紧搂着父亲痛哭起来,他突然觉得,那个“天塌下来,有爸顶着”的男人真老了。

桌子上都是梁小斌爱吃的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为这次珍贵又短暂的相聚举杯。

梁父黑着脸,始终沉默不语。梁小斌入狱后,失望透顶的梁父只看过儿子两次。

梁小斌小心翼翼地回答家人的问题,不时偷瞄父亲,生怕哪句话说错了。

“里面有学校,干警教各种知识。去年我自考大专毕业,学的法律专业。”“在里面学会裁缝、刺绣,我也有一技之长了!”梁小斌说。

话语间,梁小斌刻意避开“监狱”“出狱”,用“里面”“出来”代替。

“那羊用不上了?”梁父突然放下碗筷。

空气瞬间凝固,梁小斌意识到说错话了。

事后,母亲悄悄告诉梁小斌,“羊”是家里最忌讳的词。梁小斌入狱后,梁父在贺兰县某村租了一块地,养了50只羊,有时忙起来顾不上做饭,就吃干粮和剩饭。时间久了,梁父的身体也垮了,被查出直肠癌晚期。

梁父病倒后,梁小斌的哥哥姐姐劝他卖羊,安心养病。梁父始终不同意,之后但凡有人提到“卖羊”,他就骂人、摔东西。

大年初二那天,梁父拉着梁小斌向他交待后事:“(癌症)晚期,没几天了!50只羊是留给你的,出狱后若找不到工作,就把羊卖了开家小商店、娶个媳妇,过‘正常人’的日子……”

面对父亲的良苦用心,梁小斌泪流满面、悔不当初。

回家的日子是幸福的,梁小斌为父亲洗脚,给母亲梳头;给家人垫上他亲手绣的鞋垫;梁小斌还到三叔家替父亲道歉,劝三叔与父亲冰释前嫌……

无数次,梁小斌期盼时间能停下来,让他美美地享受这久违的幸福。

临走那天,梁父挪着虚弱的身体,执意将梁小斌送到监狱大门口。

望着儿子逐渐远去的身影,梁父欣慰地说:“娃儿长大、懂事了,能放心地‘走’了……”

“离监探亲是依法治国下的一种人文关怀,把法治的温度透进了高墙。”银川监狱监狱长刘瑞宁告诉记者,离监探亲让服刑人员真正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温暖,唤醒所有服刑人员对生活的热爱和亲情的憧憬,激发他们真诚悔罪、积极改造的动力,达到了“出去一人,教育一片”的目的。

今年春节期间,经过层层筛选,来自全区各监狱的17名表现良好、家庭和睦的服刑人员获准离监探亲,踏上一条充满人性的改造之路。短短5天时间,他们尽子女之孝、父母之责、夫妻之义,感受祖国的变迁、家乡的变化。

(一)

腊月二十九的那个早晨,秦玉梅(化名)伸着脖子向监狱张望,时而轻喃,时而踮起脚尖。

半个多小时后,大门缓缓打开,那个场景永远定格在秦玉梅脑海里——服刑11年的丈夫于建国(化名)出来了!

“你胖了?衣裳买小啦!”手挽住于建国胳膊,秦玉梅匆匆往外走。

于建国下意识握住妻子冰冷的手,不住“埋怨”:“电话里告诉你是9点接,肯定来早了。”

路上,疲惫不堪的秦玉梅依靠在于建国肩上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为了省钱,她前一天到银川,在车站坐了一夜。

从监狱到老家有两个小时的车程,于建国归心似箭,他想催促师傅开快一点,却又想到干警说超速是交通违法行为,欲言又止。

汽车到村子后,离家还有段山路。爬过山坡,于建国远远看到母亲和3个女儿的身影。

左手扶着母亲,右手抱着小女儿,于建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为了这次团聚,他盼了3600多个日夜。

到家门口后,母亲贴上一副对联,这是于建国“出事”后第一次贴对联,母亲总说:“不能把建国‘贴’在外头。”

在家人簇拥下走进大门,于建国心中掠过丝丝不安,他在寻觅一个人——父亲。

2008年,于建国因朋友借钱未还,殴打致其死亡。

犯事后,于建国逃到外地。曾做过3年狱警的于父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儿子的下落。但于建国如同幽灵一般,杳无踪影。一次去外地寻找时,于父被车撞倒,从此双腿残疾。

推开客厅的门,于父呆滞地坐在沙发上,身旁放着两根拐杖。

于建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爸,不孝儿回来了!”

谁知于父拿着拐杖朝于建国身上打去:“快去自首,自首就是好娃儿!”

“爸忘记我已经服刑11年了?”于建国的大脑被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攫取成空白,不知所措。

这时,母亲悄悄告诉于建国,自从他跑到外地后,于父精神失常,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于建国痛哭流涕,狠狠扇自己两个耳光,对父亲说:“我不配做儿子!让你受苦了!”

情绪平复后,于建国紧握着父亲的手,把掏心窝的话讲给他听:“不管你能不能听懂,我都要说。开始入狱特别难受,觉得对不住你们和那受害人,在我几近绝望的时候,是干警不厌其烦地开导我、关心我,讲法律政策,鼓励我树立信心。这些年我一共减4次刑,才有今天团圆的机会。”

和家人闲聊中,于建国还得知父亲清醒时会独自坐两个多小时的大巴,在监狱外待一整天,因为他觉得那样离儿子最近。母亲则把于建国的衣服洗了又叠,甚至穿到自己身上。妻子独自拉扯3个孩子,去年,父亲因心脏病住院,妻子四处借钱。

“我欠下的‘债’太多了,我一定好好改造,出来后报答你们。”于建国坚定地说。

在家期间,于建国召开一次家庭会议,主题是为85岁的父亲提前安排后事。

给父母洗脚、为家人做饭、陪女儿写作业……短短5天时间,于建国恨不得将一分钟掰成两半用。

监狱规定不能超出离家10公里的范围、不得进入娱乐场所、每天必须准时用视频汇报行踪,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于建国索性待在家里,等亲朋好友上门。

唯一一次外出,则是和哥哥探望服刑人员马某的父母。

马某是于建国同监区的狱友,8年前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服刑期间,马某多次拒绝改造,被关3次禁闭,至今未减刑。

“马某表现还不错。”于建国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干警教他做衣裳,休息时就打篮球、乒乓球,他还学会了拉二胡,是兴趣小组的成员。不过他常说想家,你们还是要多看他,鼓励他好好改造。”于建国说。

由于家庭困难、身体不便,马某服刑后,父母从未看过他。这是马某入狱后,他的父母第一次听到儿子的消息。

临别前,马某的母亲告诉于建国:“给娃儿带话,等暖和点看他去,借钱也去!”

于建国向哥哥借了1000元,悄悄塞进老人的被子里。

回到监狱后不久,于父因病去世。干警本以为他会“闹情绪”,低迷一阵子,谁知他改造更加起劲儿了。

“多亏监狱的人性化关怀,让我有机会提前给老父亲安排后事,否则我得抱憾终身!国家政策这么好,唯有努力才不负众望。”于建国如是说。

#p#分页标题#e#

“其实离监探亲给我们增加了不小的工作量。”宁夏监狱管理局副局长郝善海说,为了做到“放得出去,收得回来”,各监狱坚持“审慎选择、层层把关、规范办理、细化流程”的原则,经过四级审批、两次调查,真正做到优中选优。

“服刑人员回家后,干警更要紧绷着弦,万一惹事咋办?”郝善海说,他们要求服刑人员每日必须到当地派出所签到,并通过远程视频向监狱干警报告情况。监狱指挥中心则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实时跟踪监控活动范围,确保服刑人员稳妥放出去、安全收回来。

(二)

离监探亲结束后,服刑人员梁小斌(化名)变了。他没命地劳动,并主动承担监区打扫卫生的活儿。

一切,都是为了多挣分。

“我要好好改造,早点出去。你们不晓得,外面的世界多美好!空气都是甜的。”梁小斌成了监区的“焦点人物”,狱友们最大的乐趣是听他讲述所见所闻。

“生活越来越舒适,外出居然不用带现金,手机就能付钱;洗手间的水龙头是自动感应的;电影院的座椅比家里的沙发还舒服……”梁小斌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地比划。

“那我好好改造,争取明年也有资格”“你减5次刑才能出去的?我还差2次”“我在里面考的职业资格证,出去后能用上不?”狱友们争相提出疑问。

一时间,监区里积极改造的氛围异常浓厚,人人都朝“标兵”梁小斌学习。

事情得从一个多月前的那个早晨说起。

扑面的寒风凛冽刺骨,梁小斌心中却溢满了欢喜。入狱16年,他终于踏出了那扇向往已久的大门。

离监狱8公里处,是让他朝思暮想的地方——家。

记忆中,梁父对梁小斌这个最小的孩子宠爱有加。

尽管一家七口人靠梁父在屠宰场打零工艰难地维持生活,但梁父总能满足梁小斌的需求。

担心儿子在学校吃不好,梁父给周边的餐馆打招呼,让梁小斌随便吃喝,月底他来结账;不论梁小斌打架还是偷东西,梁父也总能想办法把他从派出所“捞”出来。

直到一天,梁小斌用刀子胁迫梁父拿出1500元时,他才明白自己的娇惯毁了儿子,他满足不了儿子永无止境的索求。

在亲人的呵斥下,梁小斌放下刀子,但他没有带任何一件东西,离开那个让他在有钱哥们面前抬不起头的家。

那一年,梁小斌17岁。离开父母怀抱的梁小斌,在外面并不顺利。离18岁生日还差一个月时,他因琐事致一人死亡,被关进看守所。

一夜之间,梁父白了头,家里的八哥跟着他学会了叹气;在看守所期间,梁小斌又因口角勒死嫌疑人,为了凑钱给梁小斌请律师,梁父跟不肯借钱的三弟闹翻,从此不相往来;家庭遭此骤变,梁小斌的爷爷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寰。

“这些年亏欠家人太多了。”梁小斌自言自语道,刻意压低帽子,眼泪还是不停地往下掉。

正在开车的姐姐通过后视镜看到这一幕,一阵酸楚,刻意调大收音机的声音……

车停靠在一条八车道的马路边,眼前是一个满是高楼的小区。

梁小斌惊奇地问:“红瓦房呢?”

“早拆了,这是拆迁补偿房。”姐姐拉着他往进走。

打开门,梁父身上挂着尿袋,扶着墙从卧室走出。儿子近在咫尺,他却激动地瘫坐在地上:“腿咋软了,起不来了。”

梁小斌紧搂着父亲痛哭起来,他突然觉得,那个“天塌下来,有爸顶着”的男人真老了。

桌子上都是梁小斌爱吃的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为这次珍贵又短暂的相聚举杯。

梁父黑着脸,始终沉默不语。梁小斌入狱后,失望透顶的梁父只看过儿子两次。

梁小斌小心翼翼地回答家人的问题,不时偷瞄父亲,生怕哪句话说错了。

“里面有学校,干警教各种知识。去年我自考大专毕业,学的法律专业。”“在里面学会裁缝、刺绣,我也有一技之长了!”梁小斌说。

话语间,梁小斌刻意避开“监狱”“出狱”,用“里面”“出来”代替。

“那羊用不上了?”梁父突然放下碗筷。

空气瞬间凝固,梁小斌意识到说错话了。

事后,母亲悄悄告诉梁小斌,“羊”是家里最忌讳的词。梁小斌入狱后,梁父在贺兰县某村租了一块地,养了50只羊,有时忙起来顾不上做饭,就吃干粮和剩饭。时间久了,梁父的身体也垮了,被查出直肠癌晚期。

梁父病倒后,梁小斌的哥哥姐姐劝他卖羊,安心养病。梁父始终不同意,之后但凡有人提到“卖羊”,他就骂人、摔东西。

大年初二那天,梁父拉着梁小斌向他交待后事:“(癌症)晚期,没几天了!50只羊是留给你的,出狱后若找不到工作,就把羊卖了开家小商店、娶个媳妇,过‘正常人’的日子……”

面对父亲的良苦用心,梁小斌泪流满面、悔不当初。

回家的日子是幸福的,梁小斌为父亲洗脚,给母亲梳头;给家人垫上他亲手绣的鞋垫;梁小斌还到三叔家替父亲道歉,劝三叔与父亲冰释前嫌……

无数次,梁小斌期盼时间能停下来,让他美美地享受这久违的幸福。

临走那天,梁父挪着虚弱的身体,执意将梁小斌送到监狱大门口。

望着儿子逐渐远去的身影,梁父欣慰地说:“娃儿长大、懂事了,能放心地‘走’了……”

#p#分页标题#e#

“离监探亲是依法治国下的一种人文关怀,把法治的温度透进了高墙。”银川监狱监狱长刘瑞宁告诉记者,离监探亲让服刑人员真正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温暖,唤醒所有服刑人员对生活的热爱和亲情的憧憬,激发他们真诚悔罪、积极改造的动力,达到了“出去一人,教育一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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