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傻吃闷睡”的俗语，恰能说明我的最大特点。印象中，很少有没胃口之时，更无失眠的记录。但2007年10月24日晚，我却难抑心中激动快乐之情，竟也辗转反侧，一夜无眠。失眠原因是：自以为“算得上理论贡献的环境拐点理论”，在经多次被质疑后，基本得到了实践的证实。

　　1999年，德州市委选派一批干部到南京大学等高校深造，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脱产一年，参加南大商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学习，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由于外语较差，工作较多，加上南大对在职攻读学位控制较严，一直到2004年才得以答辩并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但对我本人而言，我很珍惜这五年的“磨难”，硕士论文的撰写，使一直“重理轻文”，特别厌烦作文的我，在写作上上了个小台阶。撰写的硕士论文《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研究》，由于选题较为新颖，首次建立了环境效应的评价体系，得到了南大商学院各位评委老师的高度评价。南大商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厚俊教授认为，“这项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具有创造性贡献”。在论文提出的一些观点中，我自己最满意、最引以自豪的，是通过对世界环境污染变化规律和我国环境现状的分析，提出的“我国环境污染已基本达到顶峰，即将实现环境拐点”的理论观点。我感觉，此观点一旦成立，不但会有较大的理论价值，甚至可以改写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有关参数甚至理论模型，更重要的是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会影响政府决策并鼓励环保战线的同事们。同时，此观点也是争论最大的，原因有三：第一，纯粹从经济数据方面看，离发达国家实现拐点时的数据差距较大。确实，从西方发达国家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环境污染才出现下降趋势的“实证分析”，很难找到我国即将实现环境拐点的依据。无怪乎中科院一位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教授直到2006年还认为，“我们正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曲线）的左侧中部，在我国人均GDP达到4000-4500美元时，可翻越顶点”。第二，从污染现状和人们的认识程度看，困难重重。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环境保护的工作环境是较差的。据我不少外地的同行讲，很多地方不让收费，不让罚款，甚至不让环保部门参与。有的地方实行“企业宁静日”制度，禁止环保部门到企业检查。“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已不是个案。环境保护部门在夹缝里求生存，工作难度很大。我一位专门从事环境报道的记者朋友明确地对我说：近几年难以实现环境拐点，原因是：环境污染极为严重；地方保护十分突出。第三，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使人们难以看清环境保护的发展前景。东部地区的环境现状已不容乐观，不少人又认为还没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办法，加上中央相继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的战略，因而对“我国即将实现环境拐点”的看法疑虑重重。

　　而我，在理性上却对这一观点深信不疑，原因也有三：第一，从纯粹经济数据上看，拐点理论有一定依据。随着经济的发展，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以及规模治理效应的正效应逐渐增大。论文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群众消费行为等方面作的论证，有更大的说服力。第二，从政治体制方面看，我国有明显的优势。社会主义能集中精力办大事的优势暂且不提，由于党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一旦党委系统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狠抓这项工作，环境“拐点”就能加速到来，环境质量就能加快改善。中国政府是有极强执行力的政府，对于环保工作这一利国利民的大事来说，执行力强是一巨大优势。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已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为环境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由以环境换取经济增长为主，进入到以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为主的新阶段。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指出了环境保护问题的症结，也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和办法。第三，后发优势和我国的环保探索，为实现环境拐点提供了现实可能。“只有一个地球”，环保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我们可以吸取发达国家在环保问题上的教训，借鉴其经验。经过30多年的艰辛探索，我国环保工作已摸索出了一条正确的工作路线。工作体制已从环保部门“单打独斗”，过渡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体制；工作策略已从“末端治理”过渡到“从源头和过程控制”；环保政策已从单纯的管制性政策过渡到管制性政策与经济政策合理搭配，并逐步加大引导性环境政策的作用。随着环保产业的发展，环保技术不断进步，治理难题不断得到解决，技术瓶颈逐步被克服。

　　由于在撰写硕士论文的2004年，我在感性上还是拿不太准，在硕士论文答辩后的定稿中，犹豫再三，把“基本达到顶峰”，改为“基本达到顶峰阶段”。由于工作较为繁忙，加上马上投入“考搏”准备，当时没有继续进行深入研究或以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 2006年1月，山东省召开环境保护会议，时任山东省政府副省长的赵克志同志提出，“山东已进入环境质量改善的关键期，必须加速环境质量改善，力争在全国率先实现环境拐点”，我是既高兴又遗憾。尽管如此，2004年后，环境拐点理论一直是我的至爱，也不断地向我们市、县的同事和外单位的同行们加以宣传。环境拐点情结是我，我想也是不少“环保人”挥之不去的梦。并且，它也鼓励着我和我的同事们，成为我们一部分环保人困难中前行的“灯塔”。

　　2005年9月，我考入吉林大学，师从刘嘉麒院士、王锡魁教授和胡克教授攻读第四纪地质专业理学博士学位。除了进行专业课的学习之外，我也尽可能抽时间到吉大哲学社会学院和法学院两个“国家级码头”听了些哲学课和法学课。随着知识面的扩大，视野的开阔，自信心逐步增强。特别是随着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进程的加快，我对环境拐点理论更有信心。在各位导师和山东省环保局张晓东副局长的鼓励和指导下，从2006年11月开始，又对当时的硕士论文作了修改、深化，于2007年4月基本完成，定名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于2007年8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关于环境拐点理论的主要内容，以《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我国环境污染的趋势分析》为题，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环境保护》杂志2007年10B期上。

　　2007年10月，我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挂职锻炼。10月24日，第一次步入总局宽敞明亮的四楼报告厅，特别令我兴奋的是周局长的一句话：“今年1至9月份的减排数据已经算出，SO2下降1.81%，COD下降0.28%，出现了双下降，终于看到了曙光，出现了拐点”。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淮河等不少河流水质已有很大好转，有的群众高兴地说“鱼儿又回来了”，这是实现环境拐点最好的注释。当然我们更清楚，实现拐点只是环保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拐点实现后群众的要求更高，改善环境质量的任务更重，难度和压力更大，但不管怎么说，实现拐点总归是“环保人”和全体国民盼望已久的事。

　　“无人分担的痛苦是真正的痛苦，有人共享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10月24日晚，在一天的忙碌过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把我国环境保护出现拐点的消息向七八位老师、朋友和同事一一发信息告知，直至零点方才罢休。懵懵懂懂，半睡半醒四个多小时后，仍是方兴未艾，也不管是否影响朋友休息，又于次日凌晨4点半左右，给几个朋友发了信息。

　　师友们也同样是喜我所喜，乐我所乐，回信大多报以真诚的祝福、赞扬和鼓励。我想，他们不仅是为我，也是为我国环保事业的进步发自内心的高兴。当然，还是妻子的回信更实在：“有必要这样兴奋么？别人不一定当回事。清醒点吧！”。自然，别人不可能像我这样“忘乎所以”，兴奋异常，但对我而言，20余年孜孜以求的不懈奋斗才提出了我国环境拐点的理论观点，并初步得到了实践的证实，似乎应该是值得高兴的。

　　从“傻吃闷睡”中醒来，自己也终于“失眠”了一次，才知道，“失眠”也有这样欢喜的时候。

　　有感于此，缀词成文，以作纪念：

　　苦苦求索五春秋，

　　竹牍频翻断绳头。

　　片叶随记堆案几，

　　日夜凝思勤为酬。

　　心血铸就拐点论，

　　汗水酝酿成功酒。

　　朗朗乾坤玉澄时，

　　欢歌笑语盈九州。

　　蔡文晓

　　2007年10月25日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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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迅网 » 喜无眠——写在环境拐点理论被证实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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