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报显示了旧版计生标语的特点：粗暴、冷漠、强制，带有政治色彩。

早报记者 石剑峰

　　日前，《人民日报》报道称，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人口计生户外宣传环境调研报告》，对全国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计生户外宣传内容、形式、数量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报告》指出，经过清理规范，人口计生的户外宣传环境已经有所改观，宣传内容的制作相对标准化、专业化，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发布形式过于单一，发布地点过于集中，部分地区仍有“暴力”标语口号残余。从全国情况看，不提倡类标语占25%，禁用清除类占1%，个别省份超过10%。另外，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仍是户外宣传的主要内容。

　　《报告》称，计划生育是中国一项基本国策，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些计生标语口号含有冷漠、强制甚至恐吓意味，“一胎上环二胎扎，计外怀孕坚决刮”、“该扎不扎，房倒屋塌”、“逮着就扎、跑了就抓，上吊给绳、喝药给瓶”等。这些冷漠、强制甚至含有恐吓意味的标语口号，激起群众的反感和抵触情绪，引发了大量矛盾和纠纷。从2007年开始，国家人口计生委清理、更新冷漠标语，同时推出190条新版标语，供全国各地参考使用。去年还启动了“洗脸工程”。

　　“标语口号是一个中性概念，这种形式本身没有错，错在用的方式、表达的方式。”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副教授韩承鹏昨天对早报记者说。韩承鹏对中国标语口号文化有着多年研究，曾出版《标语口号文化透视》一书。

　　中国堪称标语口号大国，就算是在今天，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标语口号，韩承鹏说：“说到口号，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到孩子的行为习惯，从危急关头的生死宣言到和平年代的人伦世故，大凡是经验也罢，真理也罢；合用也罢，蹩脚也罢，在一些场合、适当的时候，都会有人不断地继续重复或生产各式各样的口号。”

　　在韩承鹏看来，标语口号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并非近代以来的特产，但不可否认，标语口号在 “文革”时达到鼎盛期，“当时全国上下呈现出一片红白标语的海洋。改革开放以后，标语口号开始转型，但仍然很有市场。”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标语口号的功能得到了拓展，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如企业商标、商业广告、企业文化、形象建设等都广泛使用标语口号的形式来表达。某种程度上讲，商业广告也是标语口号的一种形式。

　　标语口号文化

　　可追溯到秦始皇时期

　　东方早报：标语口号是社会主义中国特定的产物还是可以追溯到更久远时期？

　　韩承鹏：中国的标语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期，《史记》记载，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登泰山，立三丈高的石碑“刻石颂秦德”。秦始皇很喜欢这样的“石头标语”，又在他巡视的芝罘、琅琊、碣石等竖立石碑以“颂秦德、明得意”。从这之后，历代皇帝纷纷仿效，树碑立传以昭示天下，宣传自己的丰功伟绩。但真正发挥群众性作用的是在陈胜吴广起义时，起义军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伐无道，诛暴秦！”他们开始用各种口号来鼓动农民推翻秦王朝统治。这也开了农民起义军用标语口号来动员组织力量与统治者进行较量的先河。随后，一些起义领袖也开始借助迷信式的口号来动员组织民众。

　　在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也善于用标语口号，比如他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在早期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民众基础是中下贫农，因此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标语是最适合的。而标语最泛滥的时候是在“文革”时期。所以，标语口号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传统。再比如，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读书人都喜欢写对子，民间大家喜欢写对联，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标语口号。

　　东方早报：标语口号的作用有哪些？

　　韩承鹏：标语口号的作用是宣传、动员、组织、鼓舞人心、凝聚力量、陶冶情操等，标语口号并非都是很政治性的，比如在公园里那些“爱护青青小草”等这样的标语口号。当然，大多数标语口号都有很强的政治性。

　　标语口号最重要的功能是通过简短有力的字句，吸引社会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公众指向特定的目标，实现特定的既定价值。标语口号是契合中国文化传统的，也是比较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所以，便于执政党动员社会力量，向既定的目标进行努力，还能传播党的思想，凝聚社会力量，起到很大作用。比如，把党的方针政策用言简意赅、简明扼要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标语口号。党的方针政策的每个条文不可能被每个老百姓都记住、知道，而这些标语口号往往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可以让普通百姓知道些内容，比如“四项基本原则”、“科学发展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这些都概括得很好，都能用这种简单形式让每个百姓知道。这些标语口号在党的宣传工作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标语口号泛滥

　　与干部工作作风有关

　　东方早报：你怎么看标语口号的滥用，比如在计生标语口号中有着许多暴力语言的句子。

　　韩承鹏：中国是个标语口号大国，也是个标语口号泛滥的国家。由于知识水平、思想认识等诸多差异，在使用标语口号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文革”时期标语口号的泛滥及现实生活中标语口号的滥用等。

　　计划生育方面，主要问题在于语言粗暴，缺乏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如“宁要家破，不让国亡”、“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见人就抓”、“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这些冷漠的标语，缺乏人文关怀。

　　“文革”时期，是我们红白标语口号的泛滥时期。“红色标语”主打正面宣传，写的是“永远健康”、“万寿无疆”之类宣扬唯心论和个人崇拜的标语。这类红色标语口号在当时铺天盖地，有“红海洋”之称。“白色标语”则类似大字报，常是批斗“阶级敌人”决战书。主要写的是“打倒”、“砸烂”、“油炸”、“千刀万剐”、“罪该万死”、“遗臭万年”等。这类标语口号用词极端，充满血腥味，其语言的暴力化、幼稚化、粗俗化达到了极致。

　　现实生活中标语口号也存在着严重的滥用现象，主要表现在提标语口号不慎重，标语口号泛化，以张贴标语、宣传口号来代替实际工作。语言不规范，法律法规意识不强等诸多问题比较普遍。

　　比如计生标语中，很多暴力成分令我们反感，其实这些标语只有吓唬人的作用，而且这些标语口号都可能是违法的，甚至有政治性错误。现在有人讨厌标语口号，就是因为标语口号被滥用、误用了。标语口号是一个中性概念，这种形式本身没有错，错在怎么用，怎么表达。

　　东方早报：造成标语口号泛滥的原因是什么？

　　韩承鹏：这里有一个趋势，越往内地，标语口号越多，政治色彩也越浓，而且由于条件限制，标语口号很多就直接写在墙壁和马路两边，所以视觉冲击越大。其实上海也有很多标语口号，但这里会做得更加精致，成本也更高，所以看上去没那么刺眼。

　　标语那么多，常常跟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作风不够踏实有关。这些人以为开过大会，拉过大旗，喊几句口号，就算工作完成了。在一些领导的观念中，谁口号喊得响工作就最卖力，而不是去脚踏实地做工作。其实，很多标语口号多是在表虚功。还比如，上级考核下级，往往看到标语口号多、热热闹闹，就觉得他们工作做得好，这都助长了标语口号的泛滥。

　　标语口号不会退出，

　　只会改变

　　东方早报：你怎么看标语口号的政治宣传作用？

　　韩承鹏：标语口号的制作者制作标语、呼喊口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对客体产生影响。在其影响面上，决不是仅仅为了涉及一个人、若干人，而是力图使受影响的群体更加扩大。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对大众心理有过精彩的描述。借用他的理论，可以对许多标语口号发生作用的原因进行较好的诠释。勒庞通过研究发现，群体的心理特征和个体的心理特征完全不同。勒庞概括了两者的三个区别，他认为，“群体无疑总是无意识的，但也许就在这种无意识中间，隐藏着它力量强大的秘密……无意识在我们的所有行为中作用巨大，而理性的作用无几。无意识作为一种仍然不为人知的力量起着作用。” “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 “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关于这一点，我们看到，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能抛弃个人的想法，异口同声地在呼喊着同一个口号。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

　　东方早报：在现代社会，大家接触信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对标语口号也不像以前那样关心，这是否意味着标语口号将退出历史舞台？

　　韩承鹏：我不认为标语口号可以退出历史舞台或者没有存在的必要，只是说标语口号的表现方式和内容需要与时俱进地改变，尤其是要更加人性化。现在的标语口号，政治性还存在，但表现形式在变化。以前，中国的标语口号在内容上相当直接，部分充满了语言暴力。但现在的标语口号，内容上更加人性化，更多从受众层面和人文关怀角度在创造这些标语口号。

　　而且，中国社会每年依然会诞生不少标语口号，重大节日的时候，一些机关还是会发出统一标语，比如国庆、党庆；还有一些重大法律出台的时候，都会发出标语口号进行宣传，这些标语口号每年都会有。

　　其实标语口号和广告相似，这些句子放到经济商业上就是广告，放在政治领域就成了标语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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