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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成功学”的中国人

成功学 资料图

成功学 资料图

  输不起的中国人,迫切地想知道如何快速取得成功。这或许是“成功学”书籍持久热销的原因。可是,它们真的能带来成功吗?它们在宣扬什么样的成功?

  “这个世界上,真有一种叫‘成功学’的学问吗?”

  这几年,类似这样的讨论,在图书策划人卢国俊和他出版界的朋友之间,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九十年代初期,以“卡耐基经典系列”热卖为开端,中国人开始进入读“成功学”的时代。现在,十多年过去,市场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

  读者喜欢成功学。从首都机场T3航站楼书店,到乡镇地摊儿,穿皮鞋或者胶鞋的都会把手伸向《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时评人石述思在《为什么那么多人痴迷成功学》一文中写道:“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商界准精英们投身其中,在一种人为营造的集体无意识中不能自拔。”

  他将这类成功学比喻为“红丸”——古时皇帝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而服用的丹药,“刚吃下时可能红光满面、状态好得能每晚连幸数妃,但结局都一样——暴毙。”

  “其实,中国人喜欢的是成功,”卢国俊又补充了一句,“其实背后是更害怕失败。”

  热浪

  1998年12月中旬,人们惊奇地发现中央电视台开始在在黄金时段——《焦点访谈》播出前播放一条特殊的广告。

  广告里,在一个巨大的图书模型前,著名电影导演谢晋拿着一本封面为黄色的书,说:“《学习的革命》,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孩子的一生。”

  《学习的革命》是一本关于学习方法的书,由美国人沃斯和新西兰人德莱顿合著,作者颠覆了以往的学习理念,力求在最短时间里获得最大效益和最佳结果。

  北京科利华集团出版了这本书。出版之始,科利华集团就对外宣布,将投资一亿元,推广发行1000万册《学习的革命》。12月12日,第一次印刷的500万册在全国范围内同一时间隆重上市。科利华集团同时出击30多个大城市举行巡展活动。

  “它让中国读者第一次有了‘成功励志’的图书概念。”卢国俊说。

  这本总共524页的书,右页是正文,左页是名人名言、读者文摘之类,十几个字甚至几个字就占一页。

  当时,曾有媒体记者到美国最大的网上图书销售站Amazon.com查阅该书英文版的销售情况。从1997年初就在美国上市,历经两年,《学习的革命》在Amazon.com卖了不到两万册,用畅销书的标准来衡量可以说业绩平平。

  可《学习的革命》带来了中国“成功励志”的热浪。值得一提的是,《学习的革命》出版后,一部叫做《学生的革命》的三卷本也横空出世,声称是一种“源于美国风靡台湾的快速学习法”。

  这股热浪在不断强化。《人性的弱点》、《谁动了我的奶酪》、《把信送给加西亚》等销量巨大的励志类读物不断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2009年,是“职场成功学”的鼎盛之年,以《杜拉拉升职记》、《浮沉》为代表的职场成功学书籍大火。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裁员”和“自保”成为职场两大关键词,《杜拉拉升职记》这样的小说,迅速被披了件职场必读的外衣。

  “图书和社会状态,有着紧密联系。”这种热潮很容易让卢国俊想起2000年左右的IT热时,IT类图书也跟着大火爆的情形。当时,市场主力图书是计算机类图书,全国六七百家出版社,至少有500家在做计算机的书。

  在“成功学”热浪席卷中国的最初几年,学生尤其是高校学生是一个巨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需要从这些书里汲取营养,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挑战。后来,上班族、企业高管、政府人士等纷纷加入读“成功学”的队伍,成功学的读者群体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出版人潘良看来,“(这)说明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内心不够强大,需要凭借外力去推动自己成长。”

  可悲

  一个得到业界认可的事实是,成功励志书的门类很多,可总体方向有两个:一个方向是向外的,多数着眼于追求成功,适合工作上提升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另一个系列是向内的,是面向读者内心,强调修养的。

  还有种更简单的分类:国产的和外国版权的。

  卢国俊说,从书名上大致可以分辨出究竟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成功学。类似于一个什么人的发财记、年薪百万的秘密、圈子决定成功之类的书,基本上都是国内的成功学书籍。而类似于“正能量”、“当下的力量”之类的,则大多为外版成功学。

  “国外大多都是从提升自身出发,而国内则更多从外部出发,看重与外界的联系,”卢国俊总结说,“归纳起来就是几个经常占据封面的大写词语,圈子,关系,人情。”

  2008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新智慧学家史蒂芬·柯维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结果引发了一阵跟风热潮,类似“十大性格”、“八个诀窍”这类标题的成功学书籍层出不穷。

  “这也是中国人的‘成功学’。”卢国俊说。

  去年年底,卢国俊接到了一个让他兴奋的电话。

  电话来自台湾“综艺天王”吴宗宪的经纪人。经纪人说,宪哥的公司想在大陆发展,想要在大陆出本自传,配合宣传,讲讲人生故事。

  卢国俊心里一阵激动:“宪哥可是红遍华人世界啊,出自传是美事一桩。”

  励志人生,卢国俊与经纪人就书的方向达成了一致,可具体到怎么做书,两个人有了分歧。“宪哥没时间写。”吴宗宪经纪人的提议直截了当:找个高质量的写手,定个地方,顶多一个星期,宪哥把做过的事情说一说,剩下的事情交给写手了。

  这样的提议,卢国俊听来并不陌生:“国内成功人士的成功学的书,一类是自己动手写,第二类是派一个写手,带着录音笔,与成功人士对话,可能对话时间不超过10个小时,第三类则是定下选题,不打招呼,狂搜资料,写手狂写,书出来了,当事人都不知道。”

  业内的普遍共识是,第一类的成书方式绝对不超过10%。

  对于经纪人的提议,卢国俊难以接受。不过,他也理解:“吴宗宪出席商业活动可能至少30万起步,谁还费劲巴力地写书?”

  即便这样,卢国俊还是找了几家相熟的出版社,想把这本书做成,因为“肯给你一个星期,说自己故事的成功人士也不多”。

  吴宗宪的书,卢国俊遭到了拒绝。

  “有好挣的钱,干嘛挣难挣的?”出版社拒绝的理由,在他的预料之中:版税太高,成本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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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国俊接触了很多类似的写手。一个写手写20万字的书,先是搜大约80万字的资料,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书里的还是网上的,“所以你会在不同的成功学书里,看到相同的桥段”,再就是和策划人一起定目录,目录定好后,就是乾坤大挪移一样地复制粘贴,慢手两个月出三本书,快手一个月出三本书。

  没有电脑之前,流行的攒书方式是“剪刀+浆糊”,现在则是“复制+粘贴”,“负责任的写手会变换角度使用案例,不负责的直接糊上了,攒书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只要价钱合适,写手都敢答应3天出20万字的活儿。”

  “写手今天写经济,明天写言情,后天写凶杀,保底价是千字八十,读着这样出来的书,怎么成功?”有时候,卢国俊想到读者捧着攒出来的书激励自己的样子,会觉得“实际上很可悲”,“如果读者知道了,这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比传销还激烈”

  在围绕是否真的存在“成功学”的讨论上,有人说,成功学的书和一度很火的养生学的书,从读者追逐层面上看,没有什么区别,绿豆、茄子和活泥鳅可以治病,成功学的书,不管是心理学、厚黑学,还是营销学、管理学,总会沾上那么一两样,满足人们速成成功的欲望,也并非一无是处。也有人说,你见过一个靠学成功学获得成功的读者吗?倒是靠讲成功学赚得盆满钵满的成功学大师有不少。

  “一个人一年讲课,少的收入几百万,多的一年讲几个亿的利润。”卢国俊和朋友们说的是在各个机场高声讲授《易经》、《论语》等国学的“培训大师”。

  卢国俊曾经与上述大师之一有过接触。大师隐晦地表示,时间紧张,写书的可能性不大。大师助理则干脆地说,老师的日程已经排到两年后了,现在主要精力在演讲上,演讲半个小时几十万到手了,码字得多长时间。

  后来,卢国俊在机场看到这个“大师”的演讲视频,顿时泄了气,“说是要以最短的时间帮最多的人成功,纯粹就是一套洗脑的东西。”

  其实,有些时候,这些专业的出版策划人,也并不能完全搞懂成功学的书为什么会长时间地受追捧,以及人们为何对千字八十块钱攒出来的书没有分辨能力。

  卢国俊的一位朋友曾经专门去浏览某一专门贩卖成功学的“大师”的网站,他发现,在交流区里,数万名成功学爱好者在里面不分昼夜地讨论成功、赚钱、升迁,相互之间激励,语句里透露着亢奋,“比传销还要激烈。”

  “之前总是担心没有市场,后来慢慢想通了,骗子多,傻子更多,所以骗子总能得逞。”一位出版人自嘲道。

  卢国俊用了刚刚结束的伦敦奥运会举例:“这个社会的导向不正确,像对奥运金牌的追逐,大家都关注金牌是谁,写银牌的不多,写铜牌的更少。”

  “全民都在盯着‘成功’,”在卢国俊看来,这就是一个庞大的需求,一个庞大的社会心态,“这种群体性的社会心态不改变,读‘成功学’的中国人就会越来越多。”

  背后的功利主义

  机场,是观察“成功学”在中国流变的一个重要窗口。

  首都机场报刊投发零售公司原市场部经理郭瑞泉说,成功励志类图书出现在首都机场报刊图书市场上,大致是在2000年左右。郭是首都机场期刊渠道创建者之一。

  据他介绍,机场期刊渠道大致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起初主要品类为旅游图书画册,到了90年代初,时尚生活类期刊图书则成为了首都机场的主流。

  在郭瑞泉看来,成功励志类图书在机场的出现,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改革开放后,发财致富很正常,到时候了。”

  在他的记忆里,刚开始卖得最好的是有关卡耐基的书。实际上,卡耐基人际沟通和口才学方面的书籍进入中国,最开始在大学生中很有市场,被奉为提高沟通能力和演讲技巧的经典。而卡耐基的书在机场的流行,则说明整个中国有了对于成功的旺盛需求。

  2010年9月底,媒体报道负责首都T3航站楼书店经营的中信书店,撤下所有质劣价高、内容雷同的成功类、管理类书籍,取而代之的是各类畅销书和200余种期刊。

  实际上,中信出版在六个月前才接手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14家书店的经营。

  据中信书店事业总部执行总裁陈非介绍,过去,机场书店的顾客主要集中在私营企业家和公务出行者。因此,书店主营的两类书籍主要是管理类、成功学书籍和讲述官场轶事的小说。“现在,超过50%的顾客都是普通白领和高知阶层。”陈非说,机场乘客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新的顾客群。

  中信书店表示,成功励志类图书从前期开始整体销售占比就不到5%,之后经过持续的结构优化与品种精选,相关品种不断减少。

  可这并不意味着成功励志类出版物在机场的受冷。

  从2000年培训行业兴起后,机场书店出现了以讲授管理学、国学、易经等的“培训大师”的系列出版物,到2005年左右形成一定的体系与规模,受到众多旅客追捧。

  据中信书店提供给《中国周刊》记者的数据看,近几年该类商品占中信书店整体销售的8%—10%之间,表现比较平稳。不过,中信书店方面强调,“该类产品也从未被列为一个专门的品类进行重点关注,仅有少部分的精品引入。”

  “‘成功学’三个字,已经越来越少出现在宣传中,甚至是避讳,”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图书出版人表示,“可这不意味着它失去市场,相反,这类出版物保持着平稳的出版态势,在绝大多数出版社的年度选题计划里的位置重要,有的出版社甚至专门有‘励志部’。”

  在出版人潘良看来,成功学或者叫做心灵励志图书的畅销,恰恰说明了读者渴求改变的愿望。“这种初衷是好的”,可关键是现在泥沙俱下,读者难以从粗制滥造的出版品中甄别出真正适合自己的东西。

  “很多国内原创的书籍,在宣扬人际相处中的厚黑学,或者推崇不理性的权谋和算计,通过利用他人谋取自己的成功等,这样教授技巧和攻心计的成功学读物可以说是糟粕,如果选择不当,自然会导致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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