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可以说，黄裳一点也不杂，杂、专、深，在他身上统一为一个写作的人，一个沉浸在他所热爱的文化和文字中的人。

　　撰稿／张新颖

　　黄裳先生今年米寿，陈子善老师张罗编一本庆贺的集子，来电话命我写篇短文。 黄裳文章，我只是一个读者而已，喜欢，却没有研究，哪里敢随便乱写？子善老师循循善诱，说去年6月，华师大开黄裳散文的研讨会，你不是发言了吗？根据发言整理一下吧。这就不仅是要我写短文，而且还要考验我的记忆力。

　　我在想，我为什么喜欢读黄裳文章？特别是有时候，他谈的一些东西，专门，我并不懂，可是为什么还要读呢？去年的那个会上，记得即兴谈了这么几点感受最深的方面：

　　一是，黄裳其实是一个有很深感情的人（这只是从文章读出来的，并没有实际的接触交往），但是他的文章却是不抒情的。我这样讲的时候，陆灏兄打断说，怎么不抒情，你看他早期的散文，不是非常抒情吗？陆灏兄提醒得对，我说得过于绝对了；尽管如此，总体来看，特别是从形成黄裳散文风格的大量篇章来看，大致可以说，是不怎么抒情的。深情而不抒情，从文章本身来说，就构成一种内部的张力。这种张力是很能够打动人的；如果从新文学以来的中国现代散文史来看，“新文艺腔”带来了一种特别的“抒情模式”，这种“新文艺腔”的“抒情模式”一度成为散文的主流，就是到了今天，也仍然可以见到它的影子。黄裳散文，没有这种“新文艺腔”，也没有那种“模式化”的“抒情”。他用笔常常很淡，譬如怀念巴金老人的《伤逝》，有一节文字是这样的：“1946年后，他定居上海卢湾区的淮海坊59号。这时我已成为他家的常客。因工作忙碌，我不常回家吃饭，经常在他家晚餐，几如家人。饭后聊天，往往至夜深。女主人萧珊好客，59号简直成了一处沙龙。文艺界的朋友络绎不断，在他家可以遇见五湖四海不同流派、不同地域的作家，作为小字辈，我认识了不少前辈作家。所谓‘小字辈’，是指萧珊西南联大的一群同学，如穆旦、汪曾祺、刘北汜等。巴金工作忙，总躲在三楼卧室里译作，只在饭时才由萧珊叫他下来。我们当面都称他为‘李先生’或‘巴先生’，背后则叫他‘老巴’。‘小字辈’们有时请萧珊出去看电影、坐DD＇S，靳以就说我们是萧珊的卫星。我还曾约他们全家到嘉兴、苏州去玩过，巴金高兴地参加。1956年我重访重庆，在米亭子书摊上买得巴金祖父的木刻本诗集，回沪后送给他，他十分高兴。”

　　再是，黄裳是个杂家，但杂而不泛，在有些方面，毋宁说是专而深的。杂而深，似乎又是一对矛盾，但解决好了，就形成文章的另一种张力。对谈到的一些东西，他不仅用力用功甚深，同时也投入了很深的感情；但发而为文，却没有专家腔，明明经过了很深入的研究，却没有研究腔。这又是杂的好处了，杂不仅是涉及的方面多，更重要的是，它是对身份限制的克服，是自由和不拘束的意识。要是端着专家的架子，怎么可能没有专家腔呢？但你也可以说，黄裳一点也不杂，杂、专、深，在他身上统一为一个写作的人，一个沉浸在他所热爱的文化和文字中的人。

　　说到文字，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文字。黄裳文章，是一字一字写的，一句一句写的，一段一段写的。这听上去像废话，谁的文章不是一字一字、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写的？其实很多文章不是这样写的。一字一字写，一句一句写，一段一段写，要求相应的阅读，就是一字一字读，一句一句读，一段一段读。现在很多的文章你不必这样读，你看两句就知道这一段的意思了，甚至看两眼就知道全篇的意思了。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对文字的感受和感情，对文字的理解和热爱，是最基本的，没有这个，很多东西都无从谈起。那次研讨会的名字叫“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范围大得很，似乎什么都可以谈，但如果没有对于中国文字的基本感受，恐怕就是无根之谈。读黄裳文章，也许有助于我们恢复对文字的感受和感情、理解和热爱吧。

(责任编辑：李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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