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料记载，戚家军军规严厉，武器较先进，战斗力强。戚继光曾自述：“从军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遭一劫”。在与倭寇和蒙古铁骑的对决中，戚家军不仅未尝败绩，更是每仗必获大胜。据《明史》记载，血战林墩，歼敌4000，自己阵亡90人，这是戚家军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而像奇袭牛田、迎战海宁等大型战役竟无一人伤亡。戚继光率领戚家军转战南北，歼敌总数达15万人，伤亡仅200余人。这种对敌伤亡比例，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也极为罕见。

王越介绍说，万历十六年（1588年）戚继光病逝后，戚家军仍然存在，击破蒙古铁骑，赴朝抗倭，仍延续着不败战绩，而戚家军的最后一战和唯一的败仗则发生在当时沈阳城南浑河之畔。

这支戚家军是由戚金率领的。据《戚氏族谱》记载，戚金为戚继光二弟戚继明之子，年少时跟随戚继光，屡立战功，“练兵颇有父（指伯父）风”，在江南吴淞总兵任上因病辞职，又于天启元年因辽东战事爆发，主动率领戚家军出关。

天启元年3月12日，由浙江子弟组成的戚家军与明朝的一支川军抵达浑河南岸，本欲解沈阳城被困之围。孰料，由于城中明朝守将何世贤、尤世忠贸然出城与八旗军作战，遭遇埋伏双双战死，城中有蒙古流民做内应斩断了吊桥，号称固若金汤的沈阳城一天便被攻破，令前来救援的明朝川浙军团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

据史料记载，当时川浙军团的将领们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官兵们求战心切，遂决定主动迎敌，川浙军团分为两部分，3000人的川军渡河在浑河北岸迎敌，戚家军则在南岸结阵驻扎。

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八旗军步骑兵总兵力达到8万人，而明军不足万人，且全为步兵，又是远道急行军而来。交战中，川军一度用长枪戳得后金骑兵人仰马翻，后金军伤亡了2000多人，这时沈阳城头的大炮齐射，明军被打乱阵脚，八旗军乘机掩杀，明军将士所剩无几。

战火随即燃至浑河南岸，戚金率戚家军列阵出战。当八旗军的骑兵冲击到300步时，戚家军的大口径佛郎机火炮开火，冲击到200步时，阵内弓弩齐发，待骑兵进入百步之内，火箭、火铳、小口径虎蹲炮以及其他火器齐射，这正是戚继光所创的“火铳三叠阵”。

令人遗憾的是，生死战之际，赶来救援的明朝军队却止步不前，被努尔哈赤派军击败，而八旗军的援兵源源不断地赶来，冲入戚家军阵中。戚家军又排出了戚继光发明的“鸳鸯阵”，以12人为一个作战基本单位，长短兵器相结合，随地形和战斗需要不断变化，与八旗军展开惨烈的肉搏。

战至傍晚，戚家军弹尽矢竭，仅存的几十名战士把将领戚金、童仲揆围在当中，“鸳鸯阵”依然不乱。

《明史》中对戚家军最后的记载是“力尽矢竭，挥刀杀十七人。大清兵万矢齐发，仲揆与戚金、名世及都司袁见龙、邓起龙等并死焉”。浑河之战，数千戚家军让占尽优势的八旗军付出了“死伤亦相当”的代价。无论是明朝的实录还是清朝修的《明史》中，无一不对浑河血战中川浙军团的勇敢大加赞誉，称此一战“凛凛有生气”“时咸壮之”“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

王越介绍说，此战之后，义乌、宁波等地县令上书明朝廷，称“国家连年征战，因浙兵善战，广被征召、伤亡，此地男丁十去七八”，明朝廷遂下令不再招收浙兵，戚家军、鸳鸯阵、火铳三叠阵从此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辽宁省档案馆供图）

人物

王 越

曾参与《中国科技档案史》的编写，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存中国古代科技档案遗产及科技文化价值的调查研究”，在《中国档案报》《兰台世界》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