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故事性”的起源

在欧洲读者的眼中，近现代日本无疑是一个极具故事性的国家；这种故事性，首先源于它的陌生性和异质性。在《创造日本：1853-1964》一书中，荷兰历史学家布鲁玛以流畅的笔法和短小的篇幅，再次展现了近代日本既时时令人惊心动魄、又每每让人咬牙切齿的历史过程，将日本的故事性演绎得淋漓尽致。布鲁玛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他对日本的故事性、对故事的陌生性和异质性的一再呈现。这么说，人们可能会问：布鲁玛在撰写这本书时，究竟是在讲一个奇幻的故事，还是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在进行历史探讨？

我们先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曾经动用“奇境”、“仙境”等源于家喻户晓的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说法，来呈现他的惊异（参见麦克法兰：《日本镜中行》，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让我们略微感到“惊异”的是，麦克法兰的这本书可是出版于2007年，可谓就是当下的作品；按道理来说，以富于文化素养而闻名于世的英国读者，对现代日本的来龙去脉、对它的思想、文化与艺术都应该有相当充分的认知和理解，作者大可不必以梦幻般的心境表达自己的“懵懂”和“文化震撼”。这种行文到底有什么蹊跷？显然，如果把麦克法兰的这种叙述视为他个人的趣味，视为他对修辞的偏好，我们就回避了问题，即日本自身的故事性问题。布鲁玛的日本史叙事让我们感到错位，甚至某种轻微的颠覆，根本原因还在于近代乃至现代日本的这种属性。

我们这里无意探究这种“错位”感觉出现的原因，而只是想指出一个现象：近代以来关于日本的“故事”自身以及必然内在于故事的寓意，还有待人们继续去讲述和揭示。近现代日本的故事性对于欧洲读者如此，对于我们同样如此；这一点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日本故事的起源

在布鲁玛的讲述中，日本故事起源于1853年7月8日，这一天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四艘全副武装的军舰驶入江户湾，目的是“逼迫日本对美国舰船开放港口”。这就是近代日本历史叙述中极为有名的“佩里来航”；因铁甲、蒸汽动力的军舰从远处看冒着燃煤的黑烟，这一事件又称为“黑船来航”。此前因风闻中英鸦片战争而焦虑不安的日本，如同一叶扁舟，由此被抛入了历史巨浪当中。

那么，对于身处历史现场的人们而言，这一世界巨变竟意味着什么？日本此后展开的“激荡的百年史”（吉田茂语），其中展现的进取与固执、勇气与疯狂、悲壮与自怜，在多大意义上源于人们的明智以及相反的不智？我们今天能这样提出问题，当然源于后世、源于我们当下的“优势”——我们会说，当时日本面临的源于15世纪末的大航海时代与殖民时代最新的画卷；欧洲势力的到来，既是这种历史展开的必然，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如果当时日本的政治精英认清楚了这一世界大势，日本随后的历史或许会走得更为顺当，会有更为幸福的结局。

让我们深感失望的是，历史尤其是历史的解释，并非可以如此简化。我们无疑都期待历史叙事具有真实性，还要以史为鉴，以便获得启示和意义。问题在于，我们在历史认识上源于后见之明的所谓“优势”，很可能是一种不可靠的“错觉”。我们读史时面临的困境，首先源于“我们” 当下的观念，它往往就是傲慢与偏见自身。

这种令我们感到不愉快的事实，让我不由得想起了14世纪突尼斯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在《历史绪论》中的一个说法：“一些缺乏知识的普通人，认为阅读历史很容易，吸收它也很简单，干脆冒充内行也编写起历史来。这样一来，丰盛的牧场和荒凉的沙漠混在一起了，果仁和果壳混在一起了……”这种说法很不客气，不知会冒犯多少人，因为“我们”就是普通人。不过，这一说法既然出自这位被视为先于马基雅维利、维科、孟德斯鸠、卢梭、涂尔干等欧洲启蒙时代伟大的思想家而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思想的历史学家之口，必定尤其道理，因此我们最好还是谨记他提出的原则为好：对于历史学家、对于一个写历史的人而言：“他需要了解各种知识，他需要有眼光和原则……”这其实也是对读者的要求。

近代日本的历史之所以呈现出一种的故事性，其实源于我们的无知。

“我们”是谁？

本书的书名题为“创造日本”（Inventing Japan），似乎题为“发明日本”也符合作者原意。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创造”或“发明”的主语是谁？谁在创造或发明日本？布鲁玛对此并未言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个主语就是不正自明的“日本人”？这种说法无法让人无法满足，因为说“日本人创造了日本”，只是将问题进行了转换：日本人是谁？这或许也是让上面提到的麦克法兰感到不安的问题。于是他索性终结了这种循环式的追问。他干脆地说：“世上没有‘日本’，只有反射之反射。”

放到本文的语境当中，麦克法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故事、听故事的主角是“我们”；故事的当事者，同样是“我们”，是我们自身视线与观念的投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获得了理解日本的一种方法？我们暂且先看一下本书开篇序言当中的几个小故事。

1964年10月10日，东京奥运会开幕，这“让这一年的秋天成了日本隆重庆祝其和平改造和战后民主复兴的绝佳契机”。布鲁玛的故事就此展开：奥运会开幕式点燃火炬的是出生于原子弹爆炸当天的一名广岛青年；两位日本运动员——马拉松选手圆谷幸吉和跨栏选手依田郁子——因为辜负了国民的期待，相继自杀。从历史书写上看，这两个小事实的选取，用意非浅，这体现在作者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评论上。比如说，对于第一个事实，他认为火炬手的选择在于表达“日本的和平意愿”，以及“还可以反映出日本的苦难历程，当中夹杂着一丝自怜。”对于第二个事实，他写道：“日本人素来很在意自己民族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对于他们而言，竞技场上的胜利可以抚慰战败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