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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总是有故事

  话说在中古时代,东方与西方的学者都不免受到视力衰退的困扰,不能看清楚书中文字,都得要想办法去看清日渐朦胧的世界,乃有一个这样的传说:某天雨后,英国学者培根在花园散步,看到蜘蛛网上沾了水珠,他发现,透过水珠看树叶,叶脉便放大了,连叶脉上细毛也看得很清楚,他于是尝试用玻璃球来看书,可还是看得模糊不清,他忽然心生一念,设法割出一块玻璃,用来看书,发现文字果然放大了——在众多眼镜传说当中,这倒是比较可信的想象。

  田纳在《不只是发明——科技改变人性》一书写了很多眼镜的故事,他尝试告诉与眼疾结下不解之缘的世人:眼镜史既是科技史,也是人文精神发展史。话说现代欧洲初期之前有关眼镜制造的文献很少留存下来,根据光学科技史学家丹尼斯•西姆思(Dennis Simms)的说法,最早将热玻璃倒入模子制作镜片的方式,并不是欧洲人的业绩,而是源自一千年前的伊斯兰世界,那是广义的东方,只是高傲的西方人还不肯虚心地面对历史,还不肯面对史实。

  眼镜既代表智慧,也代表愚蠢。莫迪纳(Tomaso da Modena)于1352年在圣尼古拉教堂绘制壁画时,就描绘了神职人员正在读书和写作,“其中包括枢机主教尼古拉斯(Nicholas),他正在用放大镜研究东西,还有普罗旺斯(Provence)的枢机主教雨果(Hugo)正在写作,他鼻子上挂着带铰链眼镜。”

  爱德华•田纳从而指出,对画中的神职人员来说,眼镜已经具有双重意义了:“他们在生活中的地位的象征,以及个性的一部分,就好像二十世纪公众人物的眼镜也是性格表征的相同道理。”或者可以这样说吧,每一副眼镜,都有一个故事,都有一个等待我们耐心解读的故事。

  眼镜作为人类的第二视力,当然也有它并不光彩的过去,田纳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十六世纪的画师的作品中看出端倪:老布洛哲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的画作有许多被大量复制成版画,画中人大多薄唇,看似刻薄,对艺术一窍不通:“一面望向画家肩膀后方,一手同时放在钱包上准备了结买卖的收藏 家,就是戴着眼镜;而头发散乱对艺术如痴如狂的艺术家则没有戴眼镜。”老布洛哲尔还画了“异象”:一只驴从窗外看着教室内书架上的一本乐谱及一副眼镜, “好像是强调对无法理解的人来说,什么样的辅助工具都没用”。

  (摘编自香港《文汇报》 文: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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