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述
自然资源禀赋论，是指由于各国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自然资源蕴藏等方面的不同所导致的各国专门从事不同部门产品生产的格局。主要原因
各国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基础上的国际分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自然资源的“有与无”产生分工。这种有与无决定了一些国家要生产这种产品，而另一些国家根本不能生产这种产品，只能依赖进口。第二是“多与少”产生分工。一些国家尽管蕴藏着较少的自然资源，但其需要量却很大，另一些国家尽管蕴藏量比较大，但其需要量相对比较小，这就形成一些国家要像国内生产小于国内需要的国家提供一部分资源产品。第三种原因主要是经济上的。第四是战略上的原因。自然资源禀赋论尽管直观合理，但它仅适用于解释那种建立在自然资源条件或地质、地理条件产品生产条件下的国际分工。因此自然资源禀赋论只能对一部分国际分工现象做出解释。
自然资源禀赋论实例图
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基础，是传统农业布局的依据。农业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其组合对区域农产品生产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自然条件的地理差异是农业生产地域分工的自然基础。由于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特点就是经济再生产过程同自然再生产过程的一致性，因此，影响动植物生长的光、热、水、土、地貌等自然因素就成为影响农业生产与发展的重要资源条件，其时空分布及组合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布局和区域间的农业生产分工。但是必须看到自然资源对农产品生产的决定作用正在减弱。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自然资源对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形成并进而发展成为竞争优势的约束作用较从前已经大大减弱。
自然资源禀赋论土地规划
要素禀赋要素禀赋是农业生产活动中所需要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和投入要素，它不仅包括传统的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还应该涵盖制度、信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这里就劳动力、技术、资本要素做一简略分析。
劳动力要素
对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高低。区域劳动力素质高对形成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区域劳动力素质高，创造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就大。技术要素
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影响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一是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二是技术进步可以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区域农产品生产可以通过采用现代的技术手段来提高农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减少农业生产受自然界的制约，创造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肯定，现代农业技术的引进与创新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创造某种农产品的区域优势，从而实现农业的跨越式发展。资本要素
对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表现在通过加大资本投入可以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科技进步，进而促进结构升级，使区域农产品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有利于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朝着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产业和产品的方向发展，从而提高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水平。要素禀赋对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影响很大，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要素禀赋对某一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是可以改变的，劳动力、技术、资本都可以自由流动，重新集聚，为某一有活力的区域所利用。总体来看，区域劳动力技术知识与管理能力，特别是区域农业企业家群体的管理能力，对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非常重要。理论基础
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体系。比较优势理论最早可追溯至亚当·斯密。斯密认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应出口生产成本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生产上占劣势的产品，
自然资源禀赋论
一理论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总结为绝对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即使一国在生产所有产品上都具有较他国的绝对优势或劣势，也会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更多的利益。他的理论被称为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并且由于其理论关注资源禀赋的配置状况，又被称为外生比较利益说。以后的比较优势学说的发展主要是沿着斯密和李嘉图这两条相互联系又具有差异的思路进行。其中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由赫克歇尔和俄林进一步发展，总结成禀赋比较优势说，或简称为H1－O定理。比较优势理论尽管最早源于国际贸易领域，但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起着很大的指导作用，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更是起着主导作用。这种惯性对今天的区域发展，特别是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影响仍是深远的。显然，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在产生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导致有些人谈区域农业发展必称比较优势，有时没有优势就干脆自封优势，似乎到了一切从优势出发、没有优势就不能发展的地步，而结果并不让人满意。于是人们开始反思比较优势理论。20世纪90年代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指出比较优势不一定是竞争优势，只有竞争优势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加快发展一国的竞争优势是当务之急。这一理论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20世纪末，杨小凯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速了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过程，并阐释了斯密和扬格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他们的研究认识比较优势、开发竞争优势很有启示。因素分析
分工因素
分工对比较优势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分工可以提高区域劳动力的专业技术知识与管理能力，一般分工越精细其比较优势就越强。自然资源禀赋论资源优势
质量因素
质量因素在农产品比较优势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差异逐渐缩小和消失，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区域农产品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决定了其比较优势的高低和强弱。经营体制因素
波特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政策调节、创造竞争优势。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提高离不开各级政府特别是乡镇一级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政府在发挥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中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制定制度、提供信息、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研究与推广等公共基础服务上。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政府或同一政府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政府行为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也不同，一般在有工业基础的区域更有作为。人文资源因素
人文资源可以包括历史传统、民族习俗、宗教文化等。它们在区域农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一般不如自然资源那么直接，然而其影响是深远的，是影响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巨大的潜在因素。影响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区域的农业产业组织条件下，其对创造比较优势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从下面的理论分析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模型验证
已经对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直观的，不过，为了排除由于其他变量的影响而可能导致错误结果的情况，上述直观结论还需要借助于计量分析的支持。按照跨国增长研究的通常做法，将计量模型建立在条件收敛的假设之上（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2）。所谓条件收敛即是指，在控制了所有其他变量之后，人均收入较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应该高于人均收入较高国家的增长率。基于此，计量模型服从以下的一般形式：
自然资源禀赋论模型建造
其中，g 表示人均GDP 的年均增长率，样本的跨度是1970～2000年，这里g 就是上面计算出的GEA7000.ln（Y[，0]）是初始时期人均GDP 的对数值，加入这一变量的目的是为了对增长方程的转换动态加以控制，以使其符合条件收敛的假设。由已有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文献可以预期α[，1]＜0.，ln（Y[，0]）取值为1970年人均GDP 的对数值，记为LGDPEA70.R表示资源丰裕度，首先使用前面提到的SXP 变量来表示。Z 是即将加入的一系列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在分析之前，先对样本数据的选取做出几点说明。首先，将样本时间选择到2000年而未延伸至更新的年份，主要是考虑数据“一致性”的问题。国际学术界关于各国经济增长研究中，其数据来源都是PWT 数据库。出于可比性的考虑，照例也选择了PWT 作为数据来源，并用了最新版的PWT6.1，2000年为该版最新的年份数据。以30年的时间跨度检验各国增长的轨迹应该是充分的。其次，选择人均GDP 作为各国经济增长的绩效指标，主要是为了剔除国家大小和人口规模造成的偏差。再次，变量选用购买力平价指标，一方面是为了剔除名义汇率的大幅变动给换算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偏差；另一方面，对增长问题的研究往往更关注真实而非名义财富，这是国际上研究的普遍做法，也是为了和SW研究保持可比性。
“资源诅咒”的含义就是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增长反而较为缓慢，用计量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要检验方程
（1）中资源系数的正负性。首先将GEA7000，LGDPEA70和SXP 变量带入上述方程，构建出基本的回归方程：这一方程的回归结果在表1第2列中列出，其中，SXP 的估计系数为-5.52.不过，据此判定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还为时尚早。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回归方程中如果只有资源丰裕度作为解释变量，那么，计量分析所显示出的负相关，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因为包含了其他增长变量的影响的综合结果，这样的结果就是有偏的。因此，继续在基本回归方程中加入变量对这些影响进行控制是必要的。经济开放和经济一体化是战后世界经济最为显著的特征，因此，首先加入表示外向度的变量SOPEN ，用以控制外向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里，SOPEN 采用Sachs 和Warner（1995，1997）的定义。SW根据贸易壁垒、黑市汇率溢价、社会体制等多个方面的因素来判断一国某个年度是开放（赋值为1）还是封闭（赋值为0），然后将样本期内开放年度的数量除以总的时间跨度，即得出衡量外向度的指标SOPEN.，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选取的是1965～1992年的样本期。之所以来选择进出口贸易占GDP 的比重作为外向度变量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开放是一个涵盖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广义概念，并不仅仅意味着贸易的增长，而这一点是传统贸易开放度指标所难以反映的。而且，事实上许多资源丰富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占GDP 的比重很高，但却很难将其定义为开放国家，如尼日利亚、赞比亚等。因此，SW的SOPEN 指标是较好的选择，加入这一变量的回归结果在表1第3列给出。同样，结果显示SXP 的系数还是负值（-3.80）。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阐释，继续在回归方程中逐步加入其他增长变量，分别用以控制制度、物质资本积累、商品价格冲击等因素对增长的影响。其中，RL表示法律制度条件，用以控制制度因素的影响；INV7000表示1970～2000年资本投资占GDP 比重的平均值，用以控制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DTT7000表示1970～2000年贸易条件的平均变化率，用于控制价格冲击的影响。除了这些因素外，在新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一直被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在Sachs 和Warner（1995，1997）的研究中，这个变量却令人遗憾地被遗漏了。这里加入了代表人力资本的变量SCHOOL，即1970～2000年间各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用以控制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以上变量之后，可以发现SXP 的系数仍然为显著的负值（-5.05）。最后，又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1960～1969年各国的PPP 人均GDP 增长率GEA6069.加入这一变量是基于如下考虑。假定存在一个影响经济增长的固定变量，如地理因素，再假定资源在各国间的分布是随机的，此时就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拥有有利区位因素的国家将获得高收入，这就会使其SXP 值降低；相反，地理条件不利的国家的SXP 则会升高。这样得出的资源与增长间的关系就是虚假的，实际上是地理因素与增长间的关系，因此，还需要对地理变量进行控制。直接测量和比较地理变量是困难的（当然也并非不可能，但可得性意义不大），由于前期增长与地理变量肯定相关，因而可以将GEA6069作为地理的一个代理变量。在加入所有这些变量后，为了避免多重高度共线性，先计算出了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变量间并不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基本上可以排除高度共线性的顾虑。对加入所有这些变量的增长方程进行回归，中的SXP 的系数仍然是显著的负值（-4.74），这就是说，从1970年到2000年长达30年的主要国家的增长经验来看，资源与增长之间确实显示出显著的负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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