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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散文的编选与脉络(图)

遆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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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孩子的散文》之命名,显然应从广义的角度看,大约即“年轻朋友”的意思,否则狭义而观,如俞平伯《记在清宫所见朱元璋的谕旨》、闻一多《贾岛》、陈从周《小有亭台亦耐看》等文章,未必是真的“孩童”所能读得懂的。北岛、李陀编选这册散文集,自五四时期以降,纵贯近百年,虽为普及的目的,但选家之眼光及标尺,越是普及读物,或越可能体现无遗(如唐诗选本中的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若略加探究是中的微妙处,想来不是全然无益的罢。

  在作者的选取上,大致还是能分出一条界线的,即“现代”(一九四九年之前成名或成年的)与“当代”,前者略多,但并未太失衡,大体保持均势。若细看,会发现有一段时期是基本空白的,即通称“十七年文学”的段落(而动荡十年之“黑屏”理所当然),以散文名世的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亦踪迹不见,而后来名气颇大的余秋雨散文也是未入选,其间,选家的春秋笔法是耐人寻味的。至于作者的身份,除“常规”的作家之外,另如竺可桢是气象学家,傅雷是翻译家,饶宗颐是史学家,陈从周是园林专家,新凤霞是评剧演员,高尔泰是美学家,李零、冯象是人文学者,在在可见选家意欲拓宽散文范畴及不受作者职业局囿的用心。

  不过,我还是要提出一些可商榷之处:选了鲁迅的两篇短文《好的故事》《雪》,胡适未入选尚可,但缺失周作人却不大合适,毕竟以散文而言,周氏兄弟乃现代散文两大风格的代表,无出其右者(鲁迅亦曾对日本记者说,周作人是中国最好的散文作家),有鲁迅而无知堂,遗憾;更何况俞平伯与废名入选,苦雨斋弟子来了两位,本尊却未出现,怪哉(而废名的这篇随笔《蝇》,写作灵感多半是从知堂之《苍蝇》来的);再有,后面入选的汪曾祺、黄裳的文章,均有知堂一脉的流风余韵。有此种种,少了知堂的作品,是不太对头的。另外,冰心落选,虽也没什么,但既然是“给孩子的散文”,为她留一席之地亦未尝不可。而杨绛、张中行的缺席,遗憾算是大的(开个玩笑,少了北岛的散文尚可,杨张二位若不在,当代散文的少半壁江山大约就没了);杨绛、张中行、汪曾祺均跨“现代”与“当代”两个时期,而散文写作却大致集中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这一阶段文坛重要的收获;张中行的《负暄琐话》里有许多适合选的篇章,杨绛的《干校六记》《将饮茶》虽好,不过篇幅稍长,《杂忆与杂写》中有精粹的文章可用。

  在散文的范畴、视野之拓宽上,《给孩子的散文》的用心可见。编者说,散文“绝不是只有抒情和记事,无论文体、风格、样式,还是内容、题材、立意,都没有一定之规,没有什么人人都必须遵守的标准”。因之,选入竺可桢《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闻一多《贾岛》、俞平伯《记在清宫所见朱元璋的谕旨》、《傅雷书信: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夜》、陈从周《小有亭台亦耐看——网师园》、黄裳《怀素〈食鱼帖〉》、冯象《太初》、孟晖《妙饮沉香一缕烟》等,这些文章,大约都不是曾被约束得极狭窄的所谓“散文”,有翻译家的家书,有科学家的科普文章,有人文学者的文史笔记,大大给散文这种文体松松绑解解乏。“散文绝不能只是自由的表达,散文世界后面还应该有更广阔的知识世界”,的确,不要急于给散文限定一个框子,予以不拘一格的机会反而是好的。

  关于具体篇目的选择,或可以说一说。俞平伯入选的是《记在清宫所见朱元璋的谕旨》,而非更有名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或《陶然亭的雪》、《西湖的六月十八夜》),见选家的眼光:前者文体“古怪”,乃一则读“谕旨”的笔记,其冷门,大约没太多人读过,但的确别具一格,情理俱佳,耐看;而后者声名远播,其实并不太成熟,其情绪及文字有“浓得化不开”之嫌。而朱自清,选入的是《匆匆》,这就有点奇怪了,并不是不能选,而是与选俞平伯文章标准不一:《匆匆》(还有《荷塘月色》)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相似,都不属于作家的成熟作品,有些造作,稚嫩了些;朱自清的最耐看文章,大致集中在后期的《论雅俗共赏》《经典常谈》《标准与尺度》等集子里,从此中选取更合适些。

  而对比一下集子中不同阶段的作品,或很有意味,当然,只能大致分期,仍提“现代”(一九四九年之前成名或成年的)与“当代”这个说法(毕竟有许多作家是跨越的)。看得出,选家尽力要多元些、平衡些,但还是能瞧出一些眉目:除去文学行当以外的作者,“当代”部分,占压倒多数的为小说家(兼写散文),如莫言、史铁生、贾平凹、张承志、王安忆、格非、余华、苏童、韩少功、西西等,另外,北岛、顾城为诗人,毛尖、李娟是散文或随笔作者,刘亮程散文、小说都写;而“现代”部分,身份比较杂糅,鲁迅、郭沫若不必说,朱自清、梁实秋散文为主(还搞文学研究、翻译等),巴金、老舍、萧红是小说家,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俱佳,傅雷是翻译家且美术、音乐均擅长,闻一多是诗人、文学研究者(出身美术专业),俞平伯是学者、散文家、诗人,丰子恺是画家、散文家,等等。这个样子列出来,还是能看出一些问题来的。


  较之别的文体,散文更“素颜”些,往往其作者之学养、趣味等做不得假,易直露出来。从这些散文作品的观感而言,我想起知堂曾说过一些话,“现代的文学悉本于‘诗言志’的主张,所谓‘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标准原是一样,但庸熟之极不能不趋于变,简洁生辣的文章之兴起,正是当然的事”,“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雅致的俗语文来。”知堂对白话文初期的一些作品不太满意,认为虽如水晶球般透明可爱,却经不得多读,所以希望“杂糅调和”,“有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统制”,文章带些涩味,或是更高的标准。如是观之,“当代”部分的散文作品,似近于水晶球样的更多些,较之前辈文字的耐咀嚼,虽不能讲就是退化,却仍为一件遗憾的事情。

  《给孩子的散文》 北岛、李陀选编 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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