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中古时代，东方与西方的学者都不免受到视力衰退的困扰，不能看清楚书中文字，都得要想办法去看清日渐朦胧的世界，乃有一个这样的传说：某天雨后，英国学者培根在花园散步，看到蜘蛛网上沾了水珠，他发现，透过水珠看树叶，叶脉便放大了，连叶脉上细毛也看得很清楚，他于是尝试用玻璃球来看书，可还是看得模糊不清，他忽然心生一念，设法割出一块玻璃，用来看书，发现文字果然放大了——在众多眼镜传说当中，这倒是比较可信的想象。
田纳在《不只是发明——科技改变人性》一书写了很多眼镜的故事，他尝试告诉与眼疾结下不解之缘的世人：眼镜史既是科技史，也是人文精神发展史。话说现代欧洲初期之前有关眼镜制造的文献很少留存下来，根据光学科技史学家丹尼斯•西姆思(Dennis Simms)的说法，最早将热玻璃倒入模子制作镜片的方式，并不是欧洲人的业绩，而是源自一千年前的伊斯兰世界，那是广义的东方，只是高傲的西方人还不肯虚心地面对历史，还不肯面对史实。
眼镜既代表智慧，也代表愚蠢。莫迪纳(Tomaso da Modena)于1352年在圣尼古拉教堂绘制壁画时，就描绘了神职人员正在读书和写作，“其中包括枢机主教尼古拉斯(Nicholas)，他正在用放大镜研究东西，还有普罗旺斯(Provence)的枢机主教雨果(Hugo)正在写作，他鼻子上挂着带铰链眼镜。”
爱德华•田纳从而指出，对画中的神职人员来说，眼镜已经具有双重意义了：“他们在生活中的地位的象征，以及个性的一部分，就好像二十世纪公众人物的眼镜也是性格表征的相同道理。”或者可以这样说吧，每一副眼镜，都有一个故事，都有一个等待我们耐心解读的故事。
眼镜作为人类的第二视力，当然也有它并不光彩的过去，田纳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十六世纪的画师的作品中看出端倪：老布洛哲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的画作有许多被大量复制成版画，画中人大多薄唇，看似刻薄，对艺术一窍不通：“一面望向画家肩膀后方，一手同时放在钱包上准备了结买卖的收藏 家，就是戴着眼镜；而头发散乱对艺术如痴如狂的艺术家则没有戴眼镜。”老布洛哲尔还画了“异象”：一只驴从窗外看着教室内书架上的一本乐谱及一副眼镜， “好像是强调对无法理解的人来说，什么样的辅助工具都没用”。
(摘编自香港《文汇报》 文：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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