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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智勇

郑智勇(赌圣二哥丰) 0 0

郑智勇(1851至1935年)是潮安县凤塘镇淇园乡人,乳名义丰,族名礼裕,“智勇”这个名字是孙中山1908年起赠的,他老年时自号海涛。二哥丰是他行第二或是洪门会党里的二哥(首领),潮州俗语:“生有二哥丰、死有大峰会”是生能得到二哥丰的帮助,死后得到宋代高僧大峰的照顾,喻生死都有依靠。[1]郑智勇为人乐善好施,热心公益,虽身居暹地,却对潮汕家乡航运、兴学、筑堤等不遗余力,善举殊多。
    本名: 别名: 字: 号: 所处时代: 民族族群: 出生地:泰国 主要作品: 主要成就: 中文名:郑智勇 出生年月:1851年 性别:男 民族:汉族 国籍:中国 去世年月:1937年

简介

二哥丰的父亲郑诗生是淇园的乡民,1840年鸦片战争后携妻佘氏从樟林港坐红头船到泰国,在北榄府生下他,后来因日食难度而在1858年携 同妻儿回潮州,不久又单独回泰国并客死异乡。佘氏母子三人因此沦为乞丐,郑智勇之兄为人牵牛,后来下落不明。佘氏不得已携他改嫁揭阳玉窖(一说是澄海南界),但他生性倔强,不肯忍受后父虐待而外出流浪,1863年他十三岁时在刚开埠的汕头被一位好心的“红头船”主收留并随船到了曼谷,先在湄南河码头栈行当跑街和小伙记,由于在辗转流浪的生活中养成刻苦耐劳和机灵果敢的性格,后来在曼谷石龙军路筑成后、三聘成为潮州人聚居区时,他在街区的青少年中已颇有名气。

1866年2月,太平天国最后的部队康王汪海洋部十多万人在大埔(当时为潮州辖县)被歼,部份战士由揭阳人大哥蟒带领突围到汕头坐船逃到曼谷,与当地洪门会党汇合后声势大振,他们看中年青有为的郑智勇,1866年底,十六岁的郑智勇正式入会,由于会党的势力和潮州人大批涌入泰国,洪门会党在曼谷蓬勃发展,十八年后,郑智勇当上大哥蟒的副手而称“二哥”,当时曼谷尚无华侨社团,占华侨绝大多数的潮州人崇奉“老伯公”而建庙祭祀,实际是潮州会馆,郑智勇逐步控制和掌握这个组织,又过了八年,大哥蟒去世,由郑智勇领导会众,由于他敬重大哥蟒而不肯称“大哥”,直至他死后会党解散。

早在1782年登基的曼谷叻达纳哥信王朝拉玛一世时期,这位郑信王的妻弟就批准在曼谷开设赌馆,不少华侨象郑信王的父亲郑达一样竞相投标以包揽赌税,每年向国王上交总的税 金,此项重要收入到拉玛五世时已经更加突出。据东京大学波斯信义教授1988年在论文介绍:拉玛一世“也是潮州郑姓混血华人”。

而1874年即位的拉玛五世是郑智勇的”花会“赌友,据传拉玛五世的生母是姓刘的潮州华侨之女,国王故也会讲潮州话,拉玛五世后来封郑智勇为坤拍(伯爵),当时泰国是东南亚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东部的印支三国是法属安南,西北部和西部是英属的缅甸和马来亚,东南隔海是西班牙占领的菲律宾,西南是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四国殖民者都虎视泰国这块肥肉,拉玛五世让郑智勇包揽赌税,利用会党势力来保证国家稳定和财政收入,被历史证实是明智的。

郑智勇除上缴赌税处还大发横财,今曼谷还留有与他有关的“花会厂”地名,他又办起出入口贸易行、航运公司、银行、碾米厂、印刷厂和报馆,把业务扩展到新加坡、香港、汕头、厦门、上海、日本的横滨和长崎,终于成为当时泰国首富和华侨社会最有权威的头人。

据民国《潮州志》称:“汕头初辟埠时(1867)年后帆船渐少,至光绪十三(1887)年帆船乃绝迹于汕头港,国人经营者则因循苟且,渐趋淘汰。”郑智勇不忍外商操纵汕头港航运,于1905年组织“华暹轮船公司,集资三百万铢购置轮船八艘,分别航行于曼谷至汕头、香港、厦门、上海和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柬埔寨各地,其中四艘专行汕头,据说郑智勇曾指示:凡讲潮州话的旅客均可半价购票,如有老贫病残者要求减免均可酌情照顾甚至资助旅费,由于他对汕头海运贸易的重视和贡献,经营汕泰线的汕头出品商都要与他承包,并在1909年成立“暹商公所”配合。

尽管郑智勇身清政府捐献十万两银子赈灾,得到二品卿顶戴的“荣实禄大夫”封号,慈禧也答应接见他,而且因此在曼谷建有豪华“大夫第”,在潮安凤塘淇园乡也建起“荣禄第”为主体的四马拖车大厝,但他厌恶清政府对1907年4月潮州黄冈起义的残酷镇压,因为起义者主要是他的洪门会党同志,当孙中山派胡汉民去曼谷与他联系时,他表示愿意接待孙中山。

当时由于海外各地的同盟会和光复会有矛盾,但洪门会党的观点同于盟会,光复会在曼谷没有一点影响,孙中山也了解这一点,所以在1908年11月20日带胡汉民和胡毅生到曼谷,郑智勇在中华会馆举行盛大欢迎会,到会有会党数千人,当晚在孙中山到大夫第时,郑智勇已将光绪皇帝的御书牌匾摘下,并剪辫易服以洪门会党大礼迎接,孙中山比郑智勇小十五岁,虽为美州洪门致公堂堂主,但辈序比郑智勇不二至三辈,但做为龙头大哥的郑智勇一直与他兄弟相称。郑智勇同意在曼谷成立同盟会支部,并由门下肖佛成为会长,洪门会党机关报《华暹时报》的主编马兴顺为宣传部长。

侨领首富

岁月匆忙,转眼间,二哥丰已三十五岁了。这当儿,正是人生年富力强,事业有成的阶段。但此时的二哥丰却并未真正的功成名就。他在“(私)派”中当上“二哥”,也只以办事干练,热心侠义闻名,尚未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在旅暹这近二十年中,他不断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丰满翼羽,等待时机。终于,机会来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当时,暹罗政府财政十分吃紧,于是多方开掘税源,其中办“花会厂”便是生财实库的新举措。

“花会”,也叫三十六支,是民间的一种赌博活动,可能是源于中国。因旅暹华人甚多,这一活动也就在暹罗生根开花了。大凡人的天性都好赌,想发大财的侥幸心理也人皆有之。因而,赌花会这一活动就日益盛行,屡禁不止。据说花会共赌猜三十六个字,如“将、士、象、车、马、炮,”先由庄家暗中藏匿其中一个字,再由赌民去猜赌,猜中者庄家要依赌民的赌注多少以一赔十;猜不中者赌注就全被庄家吃去。这种赌博活动,有如今天流行的“六(合)彩”赌博。因赔率很高,因而赌民大有一赌而发的心理。

其实,猜赌的结果,赌民发的少数,输的多数。因此开花会的庄家是有赢无输的。此项活动,常会使人心浮动,无心工作,社会动荡以致盗贼猖起,历来常被当局者所制压。然而那时的暹罗政府因急于弥补财政空亏,于是就病急乱投医,亲自经营此道并将其合法化了。

初时,花会由政府承包给一位姓胡的潮籍澄海人操办。因经营不得法,加之当时的嘿设会及众多帮派势力的捣乱,因而收益甚微,终至亏空,办不下去了。可知,办花会这碗饭是不大好吃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吃的。

暹王拉玛五世时期,政府中有人认为要办好花会,非二哥丰莫属。于是,几经动员说服,二哥丰终于接受委任,全权承办暹京的花会。

那时,二哥丰在曼谷的声威很好,加之他又是“私派”帮会的头领,谁敢与他作对因此花会的开展十分顺利。没多久,就扭亏为盈了。每年,他为政府缴纳了大量的税金,自己也从中得到丰厚的酬劳,每年盈利不下十万铢。据说,花会的全盛时期,他每日进项竟达白银三十担。以至后期,二哥丰竟不知自己究竟赚了多少钱。

然而,二哥丰并不满足现有的成就。他虽没甚文化,但智商却比别人高。他懂得,要开创伟业,不能死吊在一棵树上,而要开阔视野,拓展商务,才能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他利用自己雄厚的资力,在暹罗创办了“郑谦和号”总商行,经营航运,火砻(碾米业),钱庄、当押、报社、印务局等商务。当时日本、香港、新加坡、上海、厦门、汕头等都有他的商务基地。凭他的聪明才智,这些商务的拓展都十分顺利,可谓利路宏通,财源广进,短短几年,二哥丰已一跃而成了南洋首富了。

在创办的诸多商务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由他创建的泰国华侨通商轮船公司——华暹轮船公司。该公司创办于1905年,拥有轮船八艘,分别航行于暹罗,香港,汕头,厦门、印尼、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日本等海域。以前经营海运商务的是洋人。这些洋老板一向轻视中国人,经常作威作福,随意抬高运价,欺压华人。这在二哥丰儿时就埋下了仇恨的火种。今日他羽翼丰满、资力雄厚,正好与这些洋鬼子较量一番,为中国人出一口气的时候。于是,由二哥丰牵头,拉了几位股东,倡办了华暹轮船公司,与洋人轮船公司唱起对台戏来。

初时,洋人的轮船公司很不服气,妄图以压低运价来搞垮华暹轮船公司。但二哥丰沉得住气,决心与洋人斗争到底。你压价,我也压价,而且压得比你还低。当双方运价压得将近亏本的最底线时,华暹轮船公司的运价还将再往下压,终于,洋人轮船公司挺不住了。他们不得不派人与华暹轮船公司谈判。遭到二哥丰的严词拒绝。不久,洋人的轮船公司终于破产了。从此,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由中国人创办的轮船公司终于独撑华暹海运的大权。二哥丰以高度的爱国情怀,阔达的赤子心胸。刚强的凛然正气,打败了洋鬼子。为中国人扬眉吐气。

这期间,二哥丰并未忘记潮汕的乡亲父老。他曾在华暹轮船公司立下规定:凡潮汕籍的乡亲,不管是谁,运价一律五折优待。在南洋谋生的乡亲如有困难,不但不收运价,还倒贴些食宿旅费。这扶危济困的善举,赢得了潮汕乡亲的交口赞誉。

与此同时,二哥丰还在暹罗创办碾米业。暹罗一向是大米的产地,尤其优质的“暹米”更是誉满全球。二哥丰看准这一商机,于是及时地创办“火砻”(即火力机械碾米)。那时,暹罗本土的碾米方式还较原始,大都采用人工碾米或水力碾米。生产效率极低。二哥丰创办“火砻”,正好填补了本地碾米业的空白。此举不但为本地的碾米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也为他的财源锦上添花。

然而,二哥丰并未满足实业商务的迅速发展。他想,要使商务长足发展,除了雄厚的资金为后盾外,还须依靠媒体的向外宣传。于是,他又及时创办了《华暹日报》,且办得十分红火。短短的期间,《华暹日报》就成了当时南洋一带的一份颇有影响的报纸。办报的同时,印刷业也发展起来。这些文化商务的创办,不但扩大了“郑谦和号”总行的知名度,同时也促进了中泰两国文化事业的交流与发展。

二哥丰虽然文化程度不高,近于一个粗人,但他心胸开阔,志向高远,聪明机智,爱国爱乡。正是这位粗人,创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在百姓中留下了芳名。

人物生平

去世时间

郑智勇原籍广东潮安县淇园乡人,生于1851年,这一点没有疑义,时下各版本说法相同。报德善堂本和培英学校本都说:郑智勇先生于1935年卒于暹京,享年八十有四。按理《华侨报德善堂建堂四十周年纪念刊》出版时,距离郑先生去世不过十余年,撰写者可能还亲历其事,应该甚为准确才是。眼下见到的有关郑智勇的各篇文章,包括王绵长的文章在内,都依照此说。

但是,佛历2530年(1987)曼谷出版的《大安堂药行创办人陈美堂先生怀感录》中,收有郑智勇出席陈美堂追悼会的照片。陈美堂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于民国廿五年(1936)八月一日,在其家乡广东省潮阳县逝世。曼谷侨社随即举行追悼会,郑智勇(二哥丰)先生亲自参加了追悼会,有照片为证。这个旁证说明,1936年郑智勇还在人世。

民国廿六年(1937)3月6日曼谷出版的《中华民报》,其“暹地新闻”版头条标题是:“侨社闻人郑智勇先生昨天下午三时在越鹄大夫第逝世,享寿87,噩耗传出后甚为侨社人士所注意,今天下午四时举行洗水礼,参加人物必呈热闹。伍佐南、赖渠岱、刘锡如等为之执理丧事。”

消息说:郑君生前所为各项事业,曾经暄赫一时,虽妇人小子,均莫不知识郑君其名者。郑君对于祖国侨社以及暹国等各种事业贡献甚大。自暹国禁赌后,郑君私人事业遂告中落。为时至今已十八年矣。然而渠雄心未死,对前途希望甚大,且年纪虽见高老,而精神则极为矍铄。乃天不再假之以年,竟于老境萧条中,突告与世长辞矣。

倡办学校

郑智勇到曼谷后,混迹于社会,在辗转流浪和吃苦中度过了少年时期。后来他加入洪门组织,一度在刘继宾的花会厂工作。中年以后,他坐上洪门第二把交椅,是为二哥。1868年底,拉玛五世十五岁登位初期,由颂勒昭披耶波隆玛哈是素立耶翁摄政。由于洪字势力强大,这位摄政王主张模仿英属海峡殖民地,对帮会采取笼络收买政策,委任帮会头人为各级官吏,或为包税官。43岁那年,郑智勇承包了政府“赌饷”,开办花会厂,因而大发其财。由此又办实业、创火砻(碾米厂)、开出入口行、办航运、银信业等,成为当年泰华社会最具权威的人物。

他成名后,对社会公益不遗余力。1902年,他参与兴建报德堂;1903年孙中山先生首次到曼谷从事革命活动,拜会了郑智勇。孙中山先生这次来暹,是来调查暹罗华侨的状况,与重要商人见面,并没有广泛地鼓动华人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郑智勇慷慨解囊,大力赞助革命。他一次献出银元五万给南京政府。

1918年,他献出巨资大规模修建韩江堤防。

此外郑智勇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也值得大书特书。他去世时,《中华民报》写道:“渠最初在旧新民学校经理职,凡数年。继又出资八万,作为设立老本头培英学校之首倡。清迈华英学校亦为渠游历该地时所提倡设立者。北榄坡华校之创办,渠系发起人。”

郑智勇最初主办曼谷新民学校,1916年首倡培英学校,他捐款为数最巨,达四万二千铢六百铢。培英学校于1920年建成开学。

至于清迈华英学校的建立和郑智勇有关,有必要提一提,因甚少人提及此事,连清迈华人对华英学校建立的年代也语焉不详。

从1937年华英学校追悼郑智勇先生大会上杜友士先生的讲话,我们可以肯定,华英学校创办于民国六年(1917年),而不是清迈华校校友刊物所云的1901年。

1932年出版的《国民日报五周年纪念刊》暹罗华侨教育部分,丘心婴先生在文章中记载了当日暹罗各地华侨学校名单,其中提到,青迈埠(清迈)华英学校创办建立于民国六年。

因此,清迈最早的华校华英学校是郑智勇于民国六年到清迈时倡议创办的。

晚年境遇

郑智勇死后,大夫第即被政府收回。那时,潮人侨领蚁光炎、赖渠岱、郑子彬、余子亮、陈景川、廖公圃等人正在筹办潮州会馆,寻觅馆址,遂租大夫第为建馆地址。大夫第后来改为中央警署,后来又拆建为今日模样的拍帕猜警署。

《中华民报》报导说:“渠待人接物,极为和蔼,不分贫富,均一视同仁,尤以对贫苦侨胞之施济,更不吝啬。乃自事业失败后,门庭顿呈冷落,个人费用,只靠收取大夫第前之屋租度日。第内陈列,甚为简单。情况与前全不相同。”

这里,“个人费用只靠收取大夫第前之屋租度日”之说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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