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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扶之

王扶之(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0 0

王扶之,1923年9月24日生,陕西人,少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曾多次遇到政治与军事战场的危难。[1]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截至2020年12月,在世开国将帅仅剩6人,王扶之是其中之一。
    中文名:王扶之 外文名: 别名: 民族: 籍贯:陕西省子洲 毕业院校: 职业:军人 主要成就: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23年9月 政党:中国共产党

个人经历

1935年7月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测绘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侧绘股长,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二团通信参谋,副连长,师司令部通信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营长,第一一六师作战科长,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五师十四团副团长,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三团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师长,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部长,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赤手夺枪

1935年10月1日,徐海东、刘志丹定下了围城打援的方案。红75师在劳山路东,红78师、红81师一部在劳山路西,在劳山形成一个夹击的态势,专等敌人送上门来。

很快,东北军110师进入红军的包围圈。10月1日下午2时左右,红军75师、78师、81师一部发起冲击,一下子把敌人分割成好几段。敌110师就地慌乱地组织防御,红军则就地各个围歼。少共营共有200多人,负责攻打一个小高地。那时王扶之参加红军不久,还是个红小鬼,因为红军武器少,他就扛着一柄梭镖冲锋。

营长简短地给他们明确了任务,全营分三个梯队,一个梯队正面进攻,另两个梯队两侧迂回。

少共营都是些娃娃兵。他们冲到高地底下,就听到敌人在用东北话喊,“底下都是些小疙瘩,不成气候。”小孩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死。敌人一叫喊,这些红小鬼更来劲,正面进攻牵制,两侧迂回就攻上去了,子弹在他们头顶上嗖嗖飞个不停。敌人盯着正面放炮打枪时,两侧的娃娃兵已经冲到眼前了,王扶之端着梭镖直奔一个举枪瞄准的敌人,“缴枪不杀!”梭镖抵到了敌人脖子上,敌人只好跪下双手将枪举过头顶,王扶之一把就夺了过来。从此,他拥有了从军以来的第一支枪。

劳山战斗以后,王扶之离开少共营调到75师223团,在三营当通信员。1936年2月,他又被派到军团部测绘训练班学测绘。事情就这么巧,在军团部一起学测绘的同学有个叫马德良的,说一口东北话,王扶之觉得他面熟,就和他聊天,原来马德良正是劳山战斗中被少共营缴了枪的俘虏兵。

他被红军俘虏后,看到红军官兵一致,就要求留下当兵,不回老家。马德良对王扶之说:“当时,我们在山上往下一看,底下都是些小疙瘩,我们一想没啥事。没想到你们这些小疙瘩不要命,一下子就冲上来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缴了枪。”马德良又说:“还真得感谢你们,把我给提前解放了。”后来马德良因为作战勇敢,当了红军的团参谋长。

抗美援朝时期

1952年8月,王扶之(中)被救出后与战友在炸毁的山洞前合影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时,王扶之出任某师副师长。这支部队在朝鲜战争中打出了雄风。

1952年夏末秋初,王扶之所在的师坚守临津江以东阵地。敌军为夺取它,将成吨的重磅炸弹倾泻在志愿军的阵地上。顿时,黄土变成焦土,岩石成了粉末。

1952年8月2日,已担任代理师长的王扶之正在山洞里和参谋们研究战况,随军的新华社记者刘鸣在赶写战地报道。突然,一声沉闷的巨响,山洞顶部被重磅炸弹命中,洞里的王扶之等7人被掩埋在漆黑的山洞里。

王扶之顿时失去了知觉。他醒来时,耳朵嗡嗡直响,身体好像被千斤重担压着。后来他才知道,炸弹爆炸时巨大的气流一下子将他推到了坑道尽头,压在碎石乱木之中,而新华社记者刘鸣和3位师机关的同志当场就牺牲了。王扶之和两位幸存者,相互挣扎着从土石堆中爬出,他们整整用了大约3个小时。

刚刚从死亡里爬出,3人又痛苦地再一次面临死亡的考验。当时洞内与外界隔绝,首要的是让洞外的战友知道洞内的人还活着。于是,他们敲打脸盆、水桶、饭盒等物品,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一天之后,洞内空气越来越稀薄,里面没有一点粮食和饮水。王扶之和战友们懂得,有水就有生命!他们把尿集中在一起,以备在最困难的时候用。此时,他们喉咙干渴,难以忍受。3人都想到了死,但没有恐惧感,惟一有些失望的是,这种牺牲总有点不壮烈。在近乎绝望之时,他们听到了响声——山洞的一头传来连续不断的挖掘声。顿时,3人增添了求生的勇气。

当王扶之他们遭敌机轰炸失去联络后,志愿军总部命令全力营救。彭德怀司令员说:“要想尽一切办法,将王扶之他们抢救出来,万一牺牲了,也要将其遗体挖出,运回国内。”

当时洞外的官兵无法知道王扶之等人死活。负责挖掘的指挥员反复告诫,要注意观察洞内存在生命的征兆。抢救挖掘工作进行了30多个小时后,王扶之等3人才被师工兵部队救出。战友生死重逢,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热泪纵横。

山东之行

1973年,王扶之向叶剑英建议,为加强渤海海湾地区协同作战能力,由他带领一些人员到山东半岛勘察地形和调查研究,以便制定作战计划。对这一建议,叶剑英十分赞同。于是,王扶之他们来到山东地区。说来凑巧,王扶之所到的部队,事前有江青的追随者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前脚“驾到”。这些在“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当时有恃无恐,狂妄傲慢。

对这些人的表现,部队官兵怨声载道。跟随王扶之的一位参谋出自义愤,事后未和大家商量,将耳闻目睹的事实写成一封信寄给周恩来。没想到,这封信被“四人帮”截获。于是,这封信成了“告黑状”,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批给总参,要求严加查办,并要追查黑手和后台。王扶之又一次首当其冲。

在追查王扶之的同时,那位写信的参谋被当作反革命隔离审查,进了“学习班”。当时与王扶之同行的还有数人遭到牵连和诬陷。在“四人帮”眼里,王扶之的这次“山东之行”是受叶剑英指派的。当时“四人帮”的爪牙三天两头找王扶之谈话,其目的是要从王扶之嘴里掏出叶剑英的所谓“罪行材料”。王扶之早就看出他们的野心。为了保护叶剑英,王扶之在谈话和“交待问题”时从不涉及叶剑英,自己全部承担起来。

审查期间,王扶之被免去了作战部部长职务。1975年,对王扶之的的审查结束,给他的结论是:“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调离总参,到山西担任省委书记。

王扶之在山西一呆便是5年。直到1980年,叶剑英问起王扶之时,他才被重新安排工作。不久,他赴乌鲁木齐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以后还担任了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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