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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嘉言

喻嘉言(明末清初医学家) 0 0

喻嘉言,明末清初医学家,喻本名喻昌,字嘉言。江西南昌府新建(今南昌市新建县)人。因新建古称西昌,故晚号西昌老人。明代宗室宁献王朱权的后裔,与清代著名画家八大山人朱耷(约1626年-约1705年)同出一脉。因祖上一代宁王朱宸濠于正德十四年(1589年)密谋造反,事败得祸,连累家庭,不得不变姓埋名,隐居民间。从“朱”姓改为“余”姓,又变“余”为“喻”字。生于明代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卒于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终年八十六岁。
    本名:喻嘉言 字:嘉言 所处时代:明末清初 民族族群:汉 出生地:西昌 中文名:喻嘉言 性别:男 民族:汉族 国籍:中国 职业:医生

人物简介

喻嘉言,自小聪明,清史稿载,喻嘉言“幼能文不羁,与陈际泰游”。天启年间考中贡生。喻嘉言虽才高志远,但在仕途上却并不得意。崇祯年间,他以副榜贡生到京城就读时,仍然踌躇满志,希望因此而有所作为,曾以诸生名义上书朝廷,陈述辅国政见,要求“修整法治”。

但因人微言轻,他的意见没有引起已经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的重视。喻嘉言在京城三年,郁郁不得志,只得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后值清兵入关,于是转而隐于禅,后又出禅攻医。往来于南昌、靖安等地。

50岁时,他削发为僧,遁人空门,潜心研究佛学和医学,苦读《黄帝内经》、《伤寒论》和其他医学著作。几年后,他终于选择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道路,蓄发下山,以行医为业。清代初期(公元1644~1661年间),喻氏又移居江苏常熟,医名卓著,冠绝一时,成为明末清初著名医家,与张路玉、吴谦齐名,号称清初三大家。著有《寓意草》、《尚论篇》、《尚论后篇》、《医门法律》等。

人物背景

喻嘉言出生于书香门第,喻嘉言只有一位同胞姐姐,嫁给新建邻县靖安的舒某为妻,姐弟感情深厚。他晚年当医生时,经常来往于南昌、新建、靖安之间。他在靖安时间最多,常为广大农民治病,据《靖安县志》记载:“嘉言居靖安最久,治疗多奇中,户外之履常满焉。”

人物生平

嘉言喜欢外出云游,生性洒脱,喜好游历。足迹遍及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数省。成年后习儒,攻举子业,精力过人,博览群书,自命不凡。虽才高志远,但仕途不顺。崇祯年间,以副榜贡生入京就读,在京3年,郁郁不得志,败兴而归,旋即削发遁入空门。

出家期间,苦读《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医著,为日后成名,打下良好基础。后出禅攻医,往来于南昌、靖安一带,足迹遍历赣、浙、苏、皖。1644年,应钱谦益先生之邀,终结庐定居于江苏常熟城北虞山脚下。江苏常熟的大文豪钱谦益是喻嘉言的好友,他挽留喻嘉言,于是喻嘉言便在常熟县城北门外虞山下定居下来,并开了一栋草庐医所,致力于为当地百姓治病。

喻嘉言的学生颇多。他培养了一大批有成就的医学家,如徐忠可、程云等。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喻嘉言还大开讲堂,向来自各地的求学者及同仁讲解“瘟病”。

喻氏所到之处,皆以善医闻名。其治病不分贫富,审证用药反复推论,德高而术精,深为同道所敬。顺治年间,朝庭下诏征聘,奈何其早已绝意于仕途,力辞不就。

晚年不满足于其赫赫的临证医名,曰:“吾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吾著书以教人,功在万里。”因之著书立说,广收门徒。先后撰写和刊出了《寓意草》、《尚论篇》和《医门法律》3种医书,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思想,并因之确立其医学史上的地位。

此外,喻氏尚撰有《尚论后篇》、《喻选古文试验》。在《伤寒论》研究史上,喻氏被认为是错简重订派的代表人物。喻氏认为《伤寒论》为四时感证诊治全书,提倡伤寒太阳三纲说,发展了方有执的认识;对《伤寒论》重加编次,这些皆是喻氏在《伤寒论》研究方面的主要工作。

其弟子徐彬、陈骥等,皆以医知名。喻氏生平善奕,据《常熟县志》记载: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八月,喻嘉言突然中风昏迷达200余日,直到第二年六月才开始好转。在病中,他还为自己最后的一部医书《会讲温证语录》题辞。

公元1664年(清康熙甲辰年),80岁高龄的喻氏与围棋国手李兆远对奕,时达3昼夜,局终收子时,溘然逝世。因无子女,由外甥赴常熟扶柩而归,停柩于靖安萧寺达五十余年。

至雍正年间(1723—1735),始由医家曹必聘倡议,与众医迎柩至南昌百福寺中。后人在寺中立塑像和画像以祀。百福寺僧人又在寺旁建喻先生祠,并将其柩安葬在东汉徐稚墓侧,盖以喻征士配徐高士,相得益彰。

新建文人罗安在画像上题诗:“医国藏高手,床头寓意篇。成名宁在艺,萎地或疑仙。真像留荒寺,遗骸表古阡。行人识征士,瞻拜敬加虔。

”百福寺的僧人为了表达对喻嘉言的崇敬之情,又于寺旁建喻先生祀奉祠,并将其柩安葬在东汉高士徐孺子墓侧。著名文学家蒋士铨撰有《喻嘉言先生改葬告词》。1957年喻嘉言墓被定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66年墓被毁,现改葬于新建西山万寿宫之西。

主要著作

晚年,喻嘉言深感“吾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吾著书以教人,功在万代”。因此,他除行医外,将主要精力用于著书立说和教授生徒。他先后撰写和刊出了《寓意草》、《尚论篇》和《医门法律》三部书。

《寓意草》是喻嘉言的医学处女作,也是中国医学史中较早又较著名的一部个人自订医案,初刊于公元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它以笔记体裁写成,书前有医论二篇,强调“先议病,后用药”的诊疗程序,并自订议病格式。

然后记录了自己以内科杂病为主的疑难医案60余则,案中详录病因和病情,讨论辩证精辟明细,并指出每案的关键之处和疑难之点,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同时,该书还较早地记载了我国人工种痘以防治天花的病例。

《尚论篇》全称《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又名《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初刊于公元1648年(清顺治五年)。本书主要是参考明代方有执《(伤寒论)条辨》编撰的,但编次有所不同,内容也有所补正。卷首有“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大意”等六篇医论。其后详论伤寒六经证治。

书中论述六经,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并认为《伤寒论》中的397条条文是397法,分隶于大纲之下。喻嘉言的这种见解,成为《伤寒论》研究中一个重要流派。

《医门法律》是一部综合性的医书,初刊于1658年。本书结合临床病证,正面阐述辨证论治的法则,谓之“法”;同时指出一般医生在临床辨证治疗上容易发生的错误,指示禁例,谓之“律”。以法和律的形式确立行医时的规范,故书名为《医门法律》。这三部书集中体现了喻嘉言的学术思想,也确立了他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

人际关系

喻嘉言还有过一段与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钱谦益鲜为人知的交往。钱谦益是明代崇祯年间的翰林编修、大学士。某日,钱赴朋友的家宴回家,当轿子路过迎恩桥时,因为轿夫跌跤,致使主人倒仆在地而受了惊吓,由此得了奇疾——站立时双眼上视,头眩晕像要倒翻于地,躺下时却无异于常人,多方医治不效。当时,喻嘉言就在城里。钱谦益立刻派人前往邀请。可是喻嘉言正好出诊。过了数日,喻得讯后立刻赶到钱府,得知致病的经过和原由,便让管家把府中强壮有力善于行走的轿夫叫几个来,命家人用酒饭款待,对他们说:“你们尽管吃饱喝足,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令你们快乐嬉戏一般。”轿夫吃饱后,他令轿夫分别站在庭院的四角,两人夹持主人,合力奔走,先由东奔西,再从南奔北。然后互相更换。轿夫可以休息,而主人无一刻停息。主人奔得上气不接下气,虽然疲备不堪,但是病已霍然而愈。

医学观点

1、倡导伤寒三纲学说,他是研究《伤寒论》的著名医学家之一。其伤寒太阳之纲说源于《千金翼方》,如太阳经篇,以风伤卫为一类(上篇),寒伤营为一类(中篇),风寒两伤营卫为一类(下篇),即伤寒三纲说,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他认为,四时虽均有外感,但仲景独详于伤寒,治伤寒之法,可变化而用于其他外感,故伤寒为四时外感之大纲。而在“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这就形成了喻昌三纲学说的主要观点。

风伤卫用桂枝汤,寒伤营用麻黄汤,风寒两伤营卫用大青龙汤。用之得当,风寒立时解散,不劳余力。喻氏倡导三纲说的含义在于,麻黄、桂枝、青龙三方主治太阳表证。若表证辨治得法,则不会出现种种变证及传经之病,而能将伤寒病治愈于得病初期。

因此,喻氏之三纲学说体现了仲景早期治病的思想,虽然后世对此观点是否符合仲景原意,有无临床实际意义提出异议,但应当看到喻氏之说的积极意义。

2、提出秋燥论。他在《医门法律》一书中专列《秋燥论》一篇,对秋燥独加阐述。辨证《内经》“秋伤于湿”之误,颇有卓有见,特别对温病学秋燥之治,影响很大,被后世医家推崇。

至于燥气病机,喻氏认为,入秋并不遂燥,是大热之后,继以凉生,凉生而热解,渐至大凉,燥令乃行。虽然燥生于秋冷,但其性异于寒湿,却常偏于火热,这是因为“燥位之下,火气承之”,燥盛而兼火化之故。《内经》提出“燥胜则干”,故临床所见,干于外则皮肤皴揭,干于内则精血枯涸。

津液耗竭,出现种种变化。总之,燥之为病,火热为盛而致。燥为秋金主气,故易伤肺脏。早在《内经》中就有“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痿喘呕,皆属于上”的认识。这是燥伤于肺的病症。对于燥病的治疗,喻氏创立了著名方剂清燥救肺汤,该方由桑叶、煨石膏、生甘草、人参、胡麻仁、阿胶、麦门冬、杏仁、枇杷叶等药组成,以治疗诸气膹郁,诸痿喘呕,肺之燥者。其用药的宗旨,强调治燥忌用辛香行气之品,以防伤津助燥。

总之,喻氏于燥之论述,从其邪气生成,病邪性质,致病特点,临床表现,治疗原则,临床用药一一加以论述,可谓对燥症深刻认识的一大家,其影响十分深远,被后世医家所推崇,至今仍有很大影响。

3、大气论,他于《医门法律》中撰写“大气论”一篇,对“大气”进行阐述,他认为,大气即胸中之气,包举于肺之周围而行治节。所谓“五脏六腑,大经小络,尽夜循环不息,必须胸中大气,斡旋其间。”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对后世很有影响。喻氏认为,人体之中存在有“大气”统摄于周身。

正是由于大气的作用,才使五脏六腑、大小经络发挥各自的功能活动。若大气一衰,则人身的气机运动无源,既不能升降,又不能出入,致使“神机化灭,气立孤危”,再甚者则危及生命。正由于大气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喻氏深刻加以研究。

他认为人身之大气,即胸中之气,其气包举于肺之周围。由于大气的作用,使脏腑经络功能得以发挥,营卫之气得以统摄。而大气充斥于周身上下内外,无处不到,环流不息,致使通体活动功能正常,生命活力旺盛。大气虽为胸中之气,然胸中还存在着膻中之气、宗气。喻氏认为,膻中之气、宗气与大气虽出于同一部位,但有所不同,应当加以区分。

4、治病必先议病。他认为,治病时必“先议病,后用药”,这里对辨证治论精神的很好发挥。怎样才能做到弄清病情,有的放矢的予以治疗,他认为“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识病是议药的前提和依据,并提出了识病的具体要求。膻中之气为臣使之官,有其职位,说明有其具体的作用。

大气则无可名象,没有具体作用,有如太虚之中包举地形一样,主持着整个自然界。宗气与营气、卫气分为三隧,虽为十二经之主,但有隧而言,说明有具体所指,而不同于大气之空洞无着落,二者亦不相同。

因此,大气高于宗气、膻中之气以及脏腑之气、经络之气。人身各种气均在大气的统摄之下,才能发挥各自的作用以维持全身的功能活动。此即喻氏论大气的主要观点。该观点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如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论大气,创立升陷汤等,均与该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文中论大气虽强调其对人身生命活动的重要意义,而在治疗时仍停留在既往一般用药水平,理论与治疗似有不合拍之处。其将大气与宗气、膻中之气加以区分,但其如何运用于临床实际,尚未阐发十分深入,故而后人不采纳其说者亦有之。

历史评价

晚年,喻嘉言深感“吾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吾著书以教人,功在万代”。因此,他除行医外,将主要精力用于著书立说和教授生徒。他先后撰写和刊出了《寓意草》、《尚论篇》和《医门法律》三部书。

《寓意草》是喻嘉言的医学处女作,也是中国医学史中较早又较著名的一部个人自订医案,初刊于公元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它以笔记体裁写成,书前有医论二篇,强调“先议病,后用药”的诊疗程序,并自订议病格式。然后记录了自己以内科杂病为主的疑难医案60余则,案中详录病因和病情,讨论辩证精辟明细,并指出每案的关键之处和疑难之点,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同时,该书还较早地记载了我国人工种痘以防治天花的病例。《尚论篇》全称《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又名《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初刊于公元1648年(清顺治五年)。本书主要是参考明代方有执《(伤寒论)条辨》编撰的,但编次有所不同,内容也有所补正。卷首有“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大意”等六篇医论。其后详论伤寒六经证治。

书中论述六经,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并认为《伤寒论》中的397条条文是397法,分隶于大纲之下。喻嘉言的这种见解,成为《伤寒论》研究中一个重要流派。《医门法律》是一部综合性的医书,初刊于1658年。

本书结合临床病证,正面阐述辨证论治的法则,谓之“法”;同时指出一般医生在临床辨证治疗上容易发生的错误,指示禁例,谓之“律”。以法和律的形式确立行医时的规范,故书名为《医门法律》。这三部书集中体现了喻嘉言的学术思想,也确立了他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

主要影响

喻昌在中医学理论研究方面颇有贡献,不仅于《伤寒论》的研究独有体会,倡导三纲学说,而且对于中医基础理论问题颇有建树。其大气论、秋燥论的观点亦为后世所称许。此外,其强调辨证施治,倡导诊治规范,亦很有学术价值。至于其临床经验亦十分丰富,治痢用活人败麦散以逆流挽舟,治关格用进退黄连汤升降阴阳等,都被后人所推崇。

总之,喻昌于中医学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于《伤寒论》研究独有体会,倡导三纲学说,而且于中医理论亦有建树,故此,被誉为清初三大著名医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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