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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

王通(隋朝时期思想家) 0 0

王通(公元584年-公元617年),字仲淹,谥号文中子,外号王孔子,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人,隋朝教育家、思想家。王通从小受家学熏陶,精习《五经》,十八岁秀才及第。公元603年西游长安,见隋文帝,上奏《太平十二策》,主张“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但未受重用。后得同乡薛道衡推荐,授以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不久辞官归乡,“以著书讲学为业”,有弟子多人,时称“河汾门下”,河东薛收、京兆杜淹等人为俊颖。隋室四度征召,始终不仕。[1]公元617年,死后,门弟子私谥为“文中子”。
    本名:王通 别名: 字:仲淹 号:王孔子 所处时代:隋朝 民族族群: 出生地: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 主要作品: 主要成就: 谥号:文中子

人物生平

王通15岁时便开始从事教学活动,18岁时有“四方之志”,游历访学,刻苦读书,“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学问大有长进。

隋文帝仁寿三年(公元603年)考中秀才后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上《太平十二策》,主张“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深得文帝赞赏,但下议公卿时却被冷落排挤县通化,遂作《东征之歌》,抒发了怀才不遇的心情。此后,虽被任命为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但不久便因对朝廷失去信心而辞官归乡,只将兴王道之志付诸于续述《六经》和聚徒讲学的文教事业上去。回乡后,王通首先确定了续述《六经》的计划,决心以古代隐逸贤才为榜样,“退而求诸野”,以著述和教学来为弘扬儒学作贡献。

就这样,王通用了九年的时间著成《续六经》(亦称《王氏六经》),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经》《易赞》《元经》等,共80卷。

主要影响

改进教法

在教法上的改进,主要从《中说》的具体教学记载中可以看到一些,和孔子教育思想在《论语》中体现大致相同。首先,王通认为,教学和研究必须要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可以不断充实和改善教材的内容。否则,不纵观历史和现实的全面,只限于一孔之见、一家之言,不变通而只钻牛角尖,就会在治学和教人时处处碰壁。正所谓“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为了适应他自己提出的“三教可一”思想,在教学中他注意吸收佛、道等其他教派和学派的思想。他虽然批评道教,但又肯定道家的“至德之世”及自足无为之治:“古者圣王在上。田里相距,鸡犬之声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盖自足也。”“盖上无为,下自足故也。”他就是要以佛道的某些可借鉴的内容来丰富和充实儒学,调节思想界长期以儒学为一统的单调乏味的情况。

因材施教

在教学中王通注重因材施教与兼收并蓄。对于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他的讲说和论证就会有所变化。比如在论述天的问题时,他曾与薛收谈天与圣人的关系,认为天的功能在于造物;在与杜如晦、董常、贾琼论天时,则把天解释为自然;在宇文化及问到天道人事时,他又说“顺阴阳仁义”;并在其他场合把天解释为“气”、“鬼”等等。如此说来,是不是王通言无定论,论无定据,非也。王通以上述诸物作比,都是为了说明天是有自己的规律的,应该顺应他,如果用一个确定的概念来说明或限制它,在当时的认识发展水平上还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王通根据自己对学生和问学者的了解。因人而异地加以解释,效果是很好的。而在另一方面,王通也注意向各方面学习和请教,他曾说过“吾将退而求诸野矣”。把求学的重点放在在野的学者、隐士以及佛道高人之中,从他们的各家之言里吸取营养,丰富自己的思想,充实自己的教学。通过这种兼收并蓄,就可以适应各种各样学生和朋友所提问题的挑战,在论道教学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修养方法

他提出了穷理尽性的道德修养方法。王通在一生为振兴儒学奋斗的同时,非常重视道德伦理方面的建设,尤其重视道德修养问题,并提出了有关的原则和方法。他首先说明了“人心”与“道心”的矛盾,以及如何防止“人心”泛滥和“道心”扩充的问题。在他看来,人的道心即是人类性善的本源,由此善性便可派生“仁、义、理、智、信”五常。如薛收“问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在此基础上,王通根据《尚书·虞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说法提出了“思过而预防之”的道德修养任务,欲“存道心,防人心”,而其中最关键的便是“以性制情”。王通曾慨叹道,在世人中人心掩盖道心的现象十分普遍,而“以性制情者鲜矣”。为此,在道德修养方面,王通极力提倡“穷理尽性”的理论。他曾说:“周公之道,约而当,和而恕,其穷理尽性以至于性乎!”并对董常也说:“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其后学姚义也曾转述王通对穷理尽性的看法,他说:“尝闻诸夫子矣。《春秋》以物物,志定而后及也;《乐》以和,德全面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故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四者非其具体不能及,故圣人后之,岂蒙养之具耶。……知命则审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若)骤而语《易》,则完神;可以圣人知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诸已,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他把“知命”→“穷理”→“尽性”看作一个完整的修养过程,以《易》这一古代哲学的典型著作和其他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认为通过学《易》可以掌握穷理的方法,卦可“著天下之时”,爻则“效天下之动”,卦爻结合,即“动以乘时”,产生六种吉凶,概括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某些规律。因此,不学《易》不可知命,“无以通理”。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并不轻易与弟子言《易》,亦是看到了《易》哲学的深刻性和重要性,把它当作某个学派,某个阶级,某个国家或某个圣贤思想高度凝炼的结果。如果在读《易》知命的基础上真正作到“穷理”、“尽性”,则可以做到符合时代的要求。

修身要求

王通还提出了与“穷理尽性”相一致的其他修身要求,即主张“正心”“诚”“静”“诫”“敬慎”“闻过”“思过”“寡言”“无辨”“无争”等。这些主张是颇有特点的,一方面,他是在儒学讨论的传统问题上加以强调与发展的。如主张“正心”、“诚”、“闻过”等;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老庄佛释的某些思想,主张“无辨”、“无争”、“寡言”、“静”、“诫”,使传统的儒学道德修养的理论更加丰富。当然,王通在此提出的某些主张并不像后来宋儒强调得那么过分,走极端,而是有限度的。如在主静时,他也强调说“动失之繁,静失之寡”。应该主张动静适中,并非片面追求静。值得注意的是,王通提出的道德修养的种种主张,并非只针对文人雅士和黎民百姓的,也是对君主帝王的要求。王通始终强调行王道要首先做到“正主庇民”,而注重道德修养是“正主”的最有效的方法。他说:“古之明王谁能无过?从谏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尽忠补过。君失于上则臣补于下;臣谏于下,则君从于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隋唐之际许多著名政治家,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能抗颜直谏,多是受王通这一思想的影响。虽然,不少史家考证魏、房、杜等人和王通没有师生关系,但在交友、谈论与切磋之中亦不免受其影响。

轶事典故

王通死后,众弟子为了纪念他,弘扬他在儒学发展中所作的贡献,仿孔子门徒作《论语》而编《中说》(又称《文中子中说》《文中子》等)一书,用讲授记录的形式保存下王通讲课时的主要内容,以及与众弟子、学友、时人的对话,共为10个部分,是后人研究王通思想以及隋唐之际思想发展的主要依据和参考,其中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等。

《中说》虽在形式上仿效《论语》,但在内容上却有所创新,并有明显的时代特点。首先,王通以昌明王道、振兴儒学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卷首《王道篇》中记有:“文中子曰:吾视迁、固而下,述作何其纷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必须注重教育和人才。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要依靠各种人才,而人才的养成必经学校的培养,有了合格的人才王道才能倡明,儒学才能振兴。

其次,王通认为人性都是善的,都具有本然的仁、义、礼、智、信“五德”。这在人身上体现为人的本性,在宇宙及广大的社会中则称作天理。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帮助人们养成完全的人格,达到“乐天知命,穷理尽性”的境界,最终被造就成“君子”“圣贤”。

然后,王通处于儒佛道三教争衡碰撞的思想动荡时期,传统儒学教育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儒家思想本身也出现陈旧和僵化的现象。为了振兴和发展儒学,王通认为一味地排斥佛道并非良策,而应探索一条融汇三教的合理途径。为此,他明确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吸收佛道思想及方法之长,为儒学的改造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养料。在《中说·问易篇》中就记载了王通的这一思想:“(一日王通)读《洪范谠义》,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征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他在回顾了儒佛道兴衰和古代学术发展的历史之后,认为这三教可以在相互吸收、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朝着“使民不倦”的目标努力,共为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出力。在此,王通并没有明确提出援佛道入儒的思想,只是在这三者之间寻求可被利用的共同点,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治世良方。当然王通的立足点还是在振兴儒学上,认为佛道的某些内容应该适应儒学的传统。

最后,王通十分注重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改造与发展。他一生著述颇丰,在隐居教授之余“续孔氏《六经》近百余类”(王绩《游北山赋》自注),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经学辅助读物。至于他为什么著《续六经》,在《中说》里他自己说:“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此而已矣。”非常明确地说明地是依据儒学发展的历史线索,主要结合两汉以后社会、习俗、学术、思想以及历代的统治得失等具体情况,对儒家传统思想进行阐发的。

所论虽然在大的框架上不出孔子思想的范围,但在思想内容上确有不少新的见解,特别是注意了历史变迁给社会各方面带来的变化,读后可以开阔思路,从多角度深入地钻研问题。比如作《续诗》,王通认为是表明“化俗推移之理”,其基本精神是与传统儒学的主旨一致的,他说:“吾欲续《诗》,考诸集记,不足征也,吾得《时变论》焉。”他在吸收前人《时变论》思想的基础上,看到晋、宋、北魏、西魏、北周、隋六朝的文学作品已不像《诗经》那么古朴纯美,已经变成王道不明,风俗不正的“俗品”。因此,他改变了《诗经》风、雅、颂的结构排列方法,而细分为化、政、颂、叹等四大部分,借以体现美、勉、伤、恶、诫五种情感意识,突出强调了诗的政治倾向和说教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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