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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健(中共特工)

生平经历

194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7年赴美国西保大学学习。1949年回国。历任驻印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常务理事、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1960年后任驻古巴大使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副部长,中国古巴友好协会会长,驻印度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外交学院教授。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37年夏,申振民考取北平师范大学。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和北平大学三校联合迁往西安。在西安,申振民正式参加了党的外围进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开始他55年的革命生涯。

“1938年5月,父亲被秘密发展成为共产党员。”申强清楚地记着对父亲一生至关重要的这个时间,“从此,他一直自觉地服从党组织的决定,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从事革命斗争。”

在西安,申振民与并称为我党情报战线“后三杰”的陈忠经、熊向晖都是秘密党员,又都是来自平津地区的大学生,给国民党当局以左派的印象。在与胡宗南接触时,有点左倾的青年学生,反而更受到重视。因为在胡宗南看来,有点左倾的人往往是有见识、有能力的青年。

在进入情报工作岗位之前,申振民并没有受到过特殊技术训练。组织上虽然提出过深入埋伏的原则,但没有提出具体的工作步骤。为了深入虎穴长期埋伏,他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而复杂的过程。为此,他苦恼、痛苦,甚至还哭过。

“那时候,父亲一人拿着党、政、军、特、商5份津贴。”申强说,“但他的收入全交了党费,自己什么也没有留下。”

当申振民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巩固并可以获得机密后,他就放手发展组织、加强情报工作,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对于三青团,毛泽东曾说过:“陕西三青团不同,在相当大程度上掌握在我们手中。”显然,这与申振民、陈忠经的工作密切相关。

为了长期埋伏而不暴露党的组织,申振民和战友们郑重约定,如果不幸有一位共同工作的同志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有意或无意地交给他们中另一位同志来审讯、来执刑,在他们没有办法救那位同志时,必须毫不犹豫地依照敌人的意思去做。而被执刑的同志,在临终之前的高呼中,也不得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要把自己真正信仰的、辉煌的共产主义理想永远深埋在心底,以保护另外同志的存在。

申强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都是革命的乐观派,他们常在相互见面时轻松幽默地说,“我们每天都是在提着脑袋干革命。”就这样,申振民他们长期隐匿共产党员的真面目,公开以国民党反动官员的身份出现,背着“骂名”直到解放后。

人物轶事

党政军特商5份津贴全交党费

1915年5月2日,申健出生在河北省大城县王文村一个农民家庭。当木匠的父亲给他取名振民。天资聪慧的申振民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天津的名牌中学——南开中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许多进步思想和进步书籍,高尔基的《母亲》他就爱不释手看了好几遍。

1937年,考取北平师范大学。

来到西安,深受胡宗南赏识的申振民,想尽一切办法迎合敌人的兴趣和满足敌人的需要,这是唯一可以获得信任和深入的办法。在敌人有兴趣于组织训练青年的时候,他主动请缨,创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在西安的分支机构,同时他还以三青团书记的身份加入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和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中统。

他骑车闯敌阵机智救人

打入敌人心脏,进行地下工作,时时充满了风险。申振民凭着大智大勇,多次化险为夷。

三青团在西安全市都有分支组织,任何地方的情况都能了如指掌。一天,一个三青团员向申振民报告说:“桃胡巷15号发现了一个大疑案,警察局已经动员全局把这个住宅包围了,准备动手抓人。”

申振民一听就明白,那是党的地下组织负责人王石坚的住宅,内设有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联系。他感到情况紧急,立即与陈忠经研究,决定马上通知王石坚。由于没有电话,只有派人去报信。

谁去都意味着危险!申振民毫不犹豫地对陈忠经说:“你们都有家室,我独身一人,无牵无挂,牺牲了也无所谓,我去!”黄昏时分,申振民骑着自行车来到胡同口。他向四周观察,感到有些紧张,就先到附近公厕里镇静一下,然后又骑上自行车在警察重重包围中径直冲进住宅。

就在门外便衣发愣的时候,申振民对王石坚说了一句话:“有任何事情一概推到我身上,就说都是我叫你干的。”便衣密探看到三青团的书记来了,感到莫名其妙。申振民决定以攻为守,争取主动。他找到策划抓捕行动的中统负责人,怒气冲冲地责问:“王石坚是我们好不容易物色到的工作对象,为什么你们不打招呼就动手抓人,破坏我们的工作关系?”对方无法,只好道歉:“对不起,因为发现王石坚家里常有人来往,他本人也经常昼伏夜出,形迹可疑,本想抓了再说。误会,误会……”

王石坚本来是秘密的,看来再也藏不住了。申振民和陈忠经研究,索性把他公开化,决定让其成为专门训练共产党嫌疑人劳动营的中校教官。王石坚一下子就成了“反共”的人,得以便利地以公开身份掩护秘密工作。

这一情况报到延安,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嘉奖。嘉奖令说:“身入虎穴,不顾个人安危;紧急关头,挺身而出;机智勇敢,沉着大胆,含辛茹苦,英勇斗争,巧妙地和敌人周旋,使党的负责同志和党的机关免遭敌人的逮捕和破坏,转危为安;是全党的模范,为全体干部学习的楷模。”

受蒋介石接见还被送美深造

由于陕西三青团的特务和情报组织都控制在申振民手中,他获得了许多机密情报。他与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人王石坚保持直接联系,每三天甚至每天向其汇报,及时电告延安。

有一次,胡宗南命令部队攻打我军占领的一个县城。申振民获得情报后,立即电告延安。我方将城里军民全部撤走。胡宗南部队精心组织的进攻,结果扑了个空。

194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妄图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胡宗南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不绝。熊向晖从胡宗南身边、申振民从地方获得这一情报,立即电告中央,使我党我军免受了重大损失。

我党电台广播及时将敌人的作战计划予以揭露,广为宣传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当时,全国人民都热切盼望国共两党团结一致抗日,国际上的苏联、美国、英国也反对中国打内战,在强烈的国内外舆论压力下,胡宗南只能停止行动。敌人突袭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就这样破产了。

尽管申振民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情报,但仍一路得到国民党“重用”,甚至还得到过蒋介石的单独接见。

1942年至1943年间,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办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团长是蒋介石,任务主要是调集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全国各省市三青团书记受训。举办毕业典礼时,蒋介石亲临会场,众多党政军要员出席。申振民代表全体学员向团长致辞。他身材魁梧,英姿出众,演说充满豪迈气概,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典礼结束后,蒋介石破例单独接见申振民两次,询问他在胡宗南那里的工作情况。蒋介石还是对申振民说:“你在胡长官那里,很有前途。”事后,胡宗南立即召见申振民,慰勉有加,深表满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申振民升任胡宗南总司令部党政处上校参谋,成为胡宗南“亲信”。在这个位置上,他为党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1946年,胡宗南决定派熊向晖、申振民、陈忠经这三位帮他工作多年、深受器重的青年才俊去美国留学

他们将此事向中央汇报,周恩来说:“胡宗南保荐他们去美国留学,中央同意,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得益的是我们。”

周恩来胡宗南同作月下老

“要说我父亲的工作,就不能不提我的母亲。”申强的言语间,透出对父母由衷的钦佩,“我母亲同样是那个年代的优秀青年,他们的结合得到了周恩来、胡宗南的支持。”申振民的夫人熊汇苓,是熊向晖(熊汇荃)的姐姐,出生于安徽凤阳的熊姓望族。她从武汉大学毕业后,由熊向晖居间安排,经胡宗南同意,被派到美国留学。在美国史密斯女子大学完成学业后,熊汇苓等不及参加授予硕士学位的典礼,便急切地起程返回祖国。回到上海后,熊汇苓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任专员。

熊汇苓回上海以后,熊向晖有一天向胡宗南报告:“汇苓已经回国了。”胡宗南得知熊汇苓尚未结婚,主动介绍说:“汇苓小姐是难得的人才,如果小姐有意,我想振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熊向晖将此情况向组织汇报,周恩来表示完全赞同,并指定专人负责安排和促成这一婚事。在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一对情投意合的年轻人,由于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而走到了一起。

刘少奇亲自为他改名字

1949年7月,留学美国数年的申振民和妻子熊汇苓及陈忠经历经千难万险,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熊向晖此前已经先行回国。 “他们一回到党的温暖怀抱,组织上便指示他们改名字。”申强回忆说,申振民改名为申建,意思是献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后来,刘少奇主席在一张委任状上给“建”加了一个单人旁,从此他便正式改名“申健”。熊汇苓改名为熊友榛。申强认为,组织上要求他们改名的目的,是考虑到使用原名的他们受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从事地下工作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了,改用新名字,党将委任他们担负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从忍辱负重的地下党员到公开以共产党员身份出现,申健夫妇从内心感到自由、欢快和自豪,他们满怀激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外交事业。1950年4月1日,中国与印度正式建交,申健被任命为第一任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一干就是5年,直到1955年结束任期返回北京。这段时期,正是中印友好关系达到顶峰的时期,每年我国国庆,印度总理尼赫鲁都要到中国使馆参加招待会。

赴任古巴大使遇恶劣天气

新中国初创时期的外交工作,也与地下工作一样,充满了艰险。1955年万隆会议前,台湾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一手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在大会闭幕时,中方得到美蒋特务要刺杀中方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秘密情报,为了保卫周恩来的安全,中方代表团临时紧急组织五六个身材高大的同志,围在周恩来的周围。身材高大的申健和其他同志一起,手挽着手,一步步向前挤,一点点往外挪,最后将周总理安全地护送到大门外的汽车上。目送着周总理乘坐的汽车缓缓驶去的时候,大家才都松了一口气。

最惊险的一次,是在申健赴古巴担任大使途中。古巴是拉丁美洲、也是整个美洲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申健于1960年10月被周恩来亲自挑选担任第一任驻古巴大使。当年12月,申健一行途经莫斯科、布拉格、瑞士,乘坐荷兰航空公司的包机,飞往哈瓦那。碰巧那天古巴天气特别恶劣,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无法降落。机组人员告知申健,云层太低无法降落,只能飞往美国的迈阿密。申健一听,坚决不同意,因为美国当时是中国的敌对国家,新中国的第一任驻古巴大使出现在美国绝对是爆炸性的国际新闻!

他一再恳请机组人员千万不能飞往迈阿密,同时他与工作人员一起开始销毁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为万一遭遇不测做准备。机组人员决定冒险强行着陆,完全凭借着机场雷达的指挥,飞机成功地盲降在哈瓦那机场。新中国驻古巴的第一任大使就这样在“鬼门关”走了一圈。

在古巴担任大使时期,恰好遇到美国雇佣军登陆猪湾、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事件,申健沉着应对、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将中古关系推向了高峰。此后,申健还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副部长,中国古巴友好协会会长,驻印度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外交学院教授等职。

1964年离职驻古巴大使。

1992年3月,申健因病在北京逝世。

组织上评价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外交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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