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甲子，60年，这种独特的天干地支纪年法，让中国人拥有了一个特别的时间段概念。按照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恒定的地理时间、社会机构的长时间和历史事件的短时间三个历史时间的划分来看，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中国社会大致经历了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后重生到跌入政治运动的渊薮再到涅槃重生的过程，在时间长度上差不多也刚好一个甲子，完成了一个轮回，这60年完全可以视作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长时段了。所以，陈晓卿等人的《甲子》一书以编年体方式记录这60年过往的点点滴滴，不仅符合中国人在特定时间点回望的传统习惯，也符合历史学编撰的要求。

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变，《甲子》在偏于论证和偏于叙述的历史书写方法上选择了后者。也就是说作者并不想急于回答中国60年社会起伏的历史原因，也不想论证是哪几种历史动因造成了这种剧烈的变动，他们只是想如实证主义史学家所期望的那样，保持一个中立者的态度，只把从1944年起60年间一个真实的中国历史景象呈现出来，而把答案的追寻留给那些喜欢在细节中思考的读者。因此，全套三大册都是一个个历史叙述画面的拼接，没有任何的论证文字，加之作者是纪录片导演和编辑，所以每一段描写的镜头感都非常强，让人身临其境，拉近了读者和时代的距离。当你选取一个对你有特殊意义的年份，比如出生、毕业、结婚或参加工作的年度，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找那些经历过、感受过或者伴随在自己身边的东西，于是，由文字与读者记忆产生的共鸣会让人感慨万千。对于年轻读者，还可以看到祖辈、父辈们的生活细节，那些陌生的年代变得不再遥远。而且，作者在采用编年记事的同时，以十二地支将年代划分归类，这又契合了中国人特有的本命年思维，读者可以感受到自己每个十二年的小循环中的变迁，这不失为一种有趣的阅读体验。

在历史记录的内容上，《甲子》选择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全面的历史”思路，整部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战争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往事，但是除了少数的宏观背景交代以外，作者没有采用直接叙述，而是以普通人的个人生活史为主要切入点，通过很多学者、商人、士兵、学生、农民、市民的个人日记、回忆、采访或者当时媒体的报道等等，以求尽可能本真地从各个侧面反映时代的变迁给个人的思想、语言、饮食、穿着、行为习惯等所有生活内容带来的改变。

比如在叙述2000年世纪之交这个颇具纪念意义的年份时，作者选取的是《卧虎藏龙》这部影片在西方掀起武侠热，“日韩流”在中国掀起，以百度创始人李彦宏为代表的海归学子大量回国创业，农民刘晓萧进城务工最后定居重庆，三峡移民熊真国搬家外省，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在大陆首次演出等非常具体的小事件，也许与世纪交替这样的宏大主题不符，但是这些就是那年真实发生在百姓身边的事，说不定你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也可能你就是这些事件的参与者或者见证人，让你一下就回想起在世纪更迭的时间里，你吃的什么，看的什么，说的什么，想的什么，关心的什么。比起那些刻意的纪念活动，身边的这些事当然更能激起大部分读者作为经历者的回忆。

这可能就是作者的真实意图，无需详尽而宏大的叙述，只要让每个人找到属于自己的历史轨迹，老人们可以看到土改、公社、大饥荒、大字报、反美反修、样板戏，中年人可以看到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投机倒把、下岗分流，年轻人可以看到港台歌星、美国大片、高考扩招、沿海打工、出国留学……所以，《甲子》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当今中国三代人的编年体生活史和精神史。

偶尔作者还会跳出中国，穿插记录那些划时代的国际性事件，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60年的民生表现在地球村又处在怎样的位置。例如，1974年，当我们正在批林批孔，大批科技人才在住牛棚挨批斗之时，作者穿插报道了美国英特尔公司开发出4004微处理器，在个人电脑领域迈出了划时代步伐的消息。此种反差，也是我们思考60年得失的一个特殊角度。正如近代史学者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一书末尾追问得那样，经过了100多年的努力，我们和所追赶对象间的差距，到底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在此，《甲子》所记录的不仅仅是变化，也有变化的实质。

当然《甲子》也留下了些许遗憾。

第一，包罗万象的内容让整个记录变得异常琐碎，各个人物走马灯式的上场让人目不暇接，某些人物有头无尾，交代了老舍先生创作生涯的变化，却没有他的结局，描写了顾准劳动改造的生活，却没有他在运动中的悲剧命运的信息，而且个人经历之间也缺乏内在的逻辑，过于碎片化的记录，少了一份时代的整体感。

其次，近代历史哲学已不能再摇摆于论证与叙述之间了，复兴之后的叙述史也是在叙述中分析，在理解中叙述，没有对问题的回答将是不完整的历史书写。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作者对历史学的中立态度，似乎还只理解了其中一半，中立不涉不代表没有观点和阐释。所以，当写到建国初期妇女解放，大量女性进入很多违反其心理和生理的行业时，作者明显感到这种模仿男人的解放不是真正的解放，但只是隐约的提及这些现象的消失，却不见任何正面的思考。写到历次政治运动，作者清一色选取了当时的官方描述，好似这些运动真的就如当时的报纸杂志所描述的那样波澜壮阔一般。难道作者就一点想法都没有？诸如这样的文字书中还有不少。

按怀特在《元历史》里的论述，历史作者在选取历史片段时就已经抱有了特定的历史观点，史书不过是某种情绪和个人观念的表达，《甲子》作者也不例外。比如在谈及三年困难时期美国政府拒绝该国公司出口粮食到中国的事件，看似是单方面的封锁，其实查阅档案中国当时正在大量出口粮食和大规模对外援助，FBI据此给美国政府的调查结果是中国没有饥荒，也许正是如此才有了上述事件发生。所以，不管是故意还是无知，选择叙述是无法避免的，刻意隐忍自己的观点反而降低了书写的分量。

再次，中国近现代是史学界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很多事件的具体观点和评说近年来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甲子》似乎忽视了这种变化。例如，对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党史和学术界都给予了新的结论，灾害是有，不过那三年却是常年。再如朝鲜战争的起因，官方纪录片都已经纠正了此前的说法，而作者没有参考这一最新的研究进展。纵观全书，作者对近现代史的认识还停留在很多年前，不能不说是最大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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