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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无解之谜

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无解之谜


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无解之谜


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无解之谜


  作为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总有许多拍照的机会:剧照、时装大片、人物肖像;与其他演员不同的是,许多摄影大师和艺术家会专程去拍她,把她当作一幅作品。

  25年以来,陆陆续续有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摄影师为伊莎贝尔·于佩尔拍照。当这些照片排列在一起,我们看到的不是女明星的各种美丽身姿,而是开启了一个关于肖像摄影意义的思考:如果拍肖像照意味着捕捉一个人最准确的神态和精神内在,那么这些各不相同、看起来差异如此之大的照片,哪一个才是于佩尔?

  摄影的纪实性被彻底解构。

  于佩尔不只是一个被看、被拍摄的对象,她具有一种特殊的本能,能读出摄影师想要她释放的“他们眼里的于佩尔”。有时她会帮他们一把,有时她会抵御,这是她与摄影师一起玩的游戏。最后照片不只是关于被看的于佩尔,而是观看于佩尔的人——通过于佩尔的演绎——究竟是怎样的。你以为你看着于佩尔,而实际上是她看着你。

  《伊莎贝尔·于佩尔——肖像中的女人》摄影展,这里呈现的是一个人的脸孔,看到的却是100名摄影师的肖像。

  一张面孔的摄影史

  演戏是生计

  于佩尔演过很多富有争议、性格极端的角色,但她个人的故事却很寻常:一个出生在巴黎中产家庭的小女孩,小的时候被发现有演戏天赋,然后就上了演艺学校。对于“为什么会成为女演员”这样的疑问,于佩尔只是淡淡地说:“做女演员只是为了应对一个事实:你不能做其他东西,你对其他东西没有天赋。当你说‘我要成为一名女演员时’,其实是在说‘我不能做其他事情,那我试试做个女演员吧’。”

  把演戏当成一个社会职能、一项生计的于佩尔,却吸引了很多细腻尖锐的导演。20岁的时候,她被贝特朗·布里耶挑中,在《圆舞曲女郎》(Les Valseuses)中饰演一个逃离父母、抛弃安逸生活、与朋友一起踏上放荡荒唐之旅的小女孩。自此,观众开始认识于佩尔,她的叛逆和对抗姿态也渐渐成为她的标签。

  演的都是寻常人

  1977年,法国新浪潮导演克劳德·夏布洛尔把一宗骇人听闻的毒杀父母事件搬上银幕,电影《维奥莱特·诺齐埃尔》(Violette Noziere)里面那个卖淫、性病缠身、谋杀父母的少年罪犯,就由于佩尔饰演。当年她才23岁,凭着这部具有批判意识的电影,于佩尔第一次获得戛纳电影节影后。

  这之后,于佩尔和夏布洛尔又合作过多部影片,包括让于佩尔获得威尼斯影后的《仪式》(La Cérémonie)。在这部电影里,于佩尔饰演多嘴、鲁莽、仇富,并且误杀自己孩子的邮局职员——她让人印象深刻的,几乎都是这些挑战大众道德底线的极端角色。

  “电影和戏剧没有理由讲述一个平常的女人。我喜欢扮演这些不寻常的角色,然后尽量把她们演得很寻常,因为我们都知道,悲剧和不寻常通常藏匿在寻常的后面。我喜欢表演出这种矛盾,去诠释善与恶是怎么共存的。”对善和恶的理解,恰恰是于佩尔喜欢夏布洛尔的原因,夏布洛尔往往能把人的处境与一些令人变成恶魔的社会原因接连起来,塑造一些性格复杂的角色。

  “从本能上,我从不同情我演的那些角色。如果我同情她们,我就会把她们理想化、浪漫化,但我尝试理解她们。我演她们就像她们是很寻常的人,她们就是那个样子的。”

  美国的失败

  捧回戛纳金狮后,于佩尔的国际声誉更隆。在1980年,她获得一个去美国拍片的机会。但于佩尔接拍这部《天堂之门》(Heaven’s Gate)的过程并不顺利,“美国人很反对我拍这部电影。他们不知道他们那里三点钟时,我(在欧洲)那里正是夜里,他们每个夜里都打电话给我,检查我磕磕绊绊的英语……然后,不知怎么,我还是被他们选中了”。

  不幸的是,《天堂之门》在美国上映时,票房和口碑都非常恶劣;因此,无论于佩尔在欧洲多么受宠,最终没有进入美国电影工业的大门而为大众所熟识。

  导演迈克尔·西米诺在拍这部电影时,前作《猎鹿者》刚获得许多奖项,事业如日中天,但《天堂之门》把这一切都毁了。这部电影超出了预算的两倍,剪出来的版本长达5小时25分钟,就算最后剪成3小时多,浮躁的观众也根本没兴趣看。由于这部电影的失败,投资方联美公司解体,进而导致美国导演对电影的控制逐渐减弱,制片厂对电影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

  但于佩尔一直认为,这是一部被低估的电影。她喜欢电影里欧洲式的节奏,“演员有更多的时间讲台词,在台词和台词之间可以容纳一点想象的空间。沉默也是有声音的。有时你要让观众呼吸,不要一直喋喋不休地讲话,要让人有存活的空间”。

  不抵抗的脸孔

  实际上,于佩尔对美国并没有太多的幻想。在欧洲,她仍然是导演们追逐、迷恋的女演员。2001年,迈克尔·汉尼克的《钢琴教师》让于佩尔在戛纳二次封后。在这部电影中,于佩尔扮演一个被母亲压抑得心理扭曲的中年女人。这部电影再度突破观众的忍耐力,里面有性虐待、母女乱伦甚至抽打母亲的情节。

  导演汉尼克说,“于佩尔善于表现痛苦。一方面是她极端的痛苦,另一方面你会看到她冰冷的知性。没有其他演员能把这两种特质结合起来”。

  关于于佩尔,所有的关键词都是相互对立的:私密和距离、极端和平常。于佩尔就是这些矛盾的集合体。这种矛盾不但吸引了电影人,也吸引了许多摄影师。

  作为演员,于佩尔总有许多拍照的机会:剧照、时装大片、人物肖像;与其他演员不同的是,许多摄影大师和艺术家会专程去拍她,把她当作一幅作品。于佩尔善于把自己清空,完全交托给摄影镜头,《钢琴教师》的原著作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说,于佩尔有着“不抵抗的脸孔”,“她明明就在那里,但同时却能完全不在场”。

  摄影师孜孜不倦地追逐于佩尔,就是为了探寻这种贴近艺术真理的矛盾特质——而这,却永远是于佩尔的无解之谜

  6月17日上午,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的展厅里上上下下摆满了“于佩尔”,而当她真人出现时,却要费一番工夫才把她认出来。问:那些相片里都是你自己吗?答:那些都是我,但超越了我。

  BQ=《北京青年》周刊

  I=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

  BQ:你跟那么多摄影师合作过,有人文的、时尚的、艺术的,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些经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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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这方面的经验太多了。跟不同的摄影师拍照,当然有不同的感受。但我当时并不是有意识去拍这些照片的,只是一点一点地积累了25年,直到前几年想做个展览,才意识到这些照片的意义。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些照片一半是讲伊莎贝尔·于佩尔,一半是讲这些摄影师。

  BQ:在拍照的时候会有一个讨论的过程吗?

  I:没有,我不会去影响这些摄影师,不会给很多意见。我强调的是信任,我觉得这些摄影师都比较尊重人,不会背叛我。这里没有一个力量的关系。不同的摄影师有不同的拍法。比如说一些人文主义的摄影师,维利·罗尼(Willy Ronis)、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爱杜瓦·布巴(Edouard Boubat)等,他们拍的都是很自然的状态,我在家或者在街上的时候,很随便、很自然,抓的是人的感觉。菲利浦-洛卡·迪柯西亚(Philip-Lorca DiCorcia)就完全不一样,他好像拍一部电影似的,要准备得特别多。另外还有尤尔根·泰勒(Juergen Teller),他拍照就像玩游戏,有时候甚至把人拍得难看,这种风格我都能接受,因为他是在玩。每次拍摄都有一个新的经验,是之前料想不到的,比如这次跟三个中国摄影师合作,他们拍摄的方法有点处于照片和行为艺术之间,他们会用电脑做一些后期加工,我刚看到他们的作品,觉得特别有意思。

  BQ:演戏的经历会对拍照有帮助吗?在镜头前会不会演戏?

  I:当演员应该是对拍照有帮助的,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有人看我、关注我。但我拍照的时候不会去演戏,拍照找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BQ:拍照时是根据摄影师的要求去做,还是做自己?

  I:拍照时保持自然就行,摄影师也不会说那么多,说太多的摄影师不是什么好摄影师。好的摄影师能抓住普通人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用镜头而不是语言来表达。

  BQ:在众多照片中,感觉哪张更像自己,哪张不像自己?

  I:所有的都像我自己。我感兴趣的是这些摄影师怎么抓住我的一个特点。一般来说,摄影师拍出来的我,都比我自己还要好。

  BQ:能举一些例子吗?

  I:比如彼得·林德伯格(Peter Lindbergh),他拍得很自然,却让我变得更精致,让我的身体更有女人味。再比如说布列松,他只来了15分钟,随便地拍了一拍,就好像谁都能做到的样子。我一直搞不明白一些照片为什么能拍得好。拍一些时尚照片的时候我能理解,因为化妆化得比较浓,准备得比较多。但像布列松这样的摄影师,就是非常自然地能把瞬间的感觉给拍出来。这是很神秘的。

  BQ:演戏和拍照,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I:拍电影的时间很长,拍照片却是一霎那的。布列松常常强调说“关键时刻”,就是那一霎那可以拍好。摄影和电影之间最大的区别在时间上。

  但拍照和拍电影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我在某一时刻会同时失去意识,又特别有意识。在那一瞬间好像把世界忘掉了,又好像特别地集中注意力。这听起来很矛盾,也比较难解释。

  现场——我们拍于佩尔

  拍于佩尔,并不容易。在这两天的采访里,最常听到的是:“她疲劳、她心情不好、她受伤了上下楼不方便。”

  第一天采访,于佩尔穿着暗蓝色上衣,裤子紧紧地包裹着细瘦的腿,55岁的她瘦弱而松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大。但在采访时,她说话的语调和表情却让她看起来坚硬得无法戳穿。

  以“今天没化妆”为理由,于佩尔拒绝了所有媒体的拍照要求。

  第二天,于佩尔全副武装地到来了。土黄色的风衣把她包裹到膝盖,右手戴着巨大的翡翠戒指,鲜红色的嘴唇衬托得她的脸更加苍白。早上和公关通过电话,仍是那句:“她今天心情不好,不知道能不能单独拍照。”

  无论怎样,BQ摄影师在记者招待会开始前一小时就到了UCCA,并且开始找景。

  于佩尔到来了,先去参观另一个展厅的装置艺术,各个媒体的摄影师一拥而上。展厅硕大敞亮,机械装置发出如飞机起飞时的噪音,掩盖了所有的人声。在暗淡的白色里,于佩尔在嘈杂的静默中走动。艺术家文芳走到我身边说:“这是很有力量的作品。”我不确定她说的作品里,有没有包括于佩尔。

  记者招待会之后,争夺于佩尔的战争开始。在法国文化中心随行人员的关照下,又走了于佩尔的丈夫沙尔玛的后门,终于获得给于佩尔单独拍照的机会。

  拍摄地点首选是那个“很有力量”的装置艺术里,她的衰弱和坚硬是很能在里面表现出来的。但是由于时间很仓促,最后我们只好在UCCA的咖啡馆里拍。

  在红砖砌成的烟囱旁,于佩尔随意地摆出姿势。摄影师说,于佩尔给人感觉强势、内敛、不好接触,但在拍照的时候却感觉到她很放松。

  她不断要求摄影师从高一点的角度拍,不要从下往上,还要求调整灯光,让自己的脸色柔和一点。即便不看取景框,她对镜头里的自己也有一种直觉。

  拍摄完毕后,于佩尔偏执的一面露了出来。她一张张地筛选照片,就算不删,也要摄影师做后期的修饰,用某随行人员的话说,“对照片的要求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最后,我把这些照片和其他的于佩尔肖像放在一起看,惊异地发现每个肖像里的于佩尔都完全不同。每个摄影师最后都拍出了一个不同的女人。这就是于佩尔的力量,在这些被复制的于佩尔中,她永远能让摄影师拍出无法复制的、独一无二的她。

  开始策划这个专题时,我们特别选了文芳的作品做封面,但最后我们还是决定采用BQ摄影师的作品。因为这是于佩尔为BQ展示的独一无二的自己,也是BQ观望下的于佩尔,是其他的大师作品所无法取代的。

  

  文/Galipool 李蓓菡

  封面摄影/本刊记者 王坤 内文摄影/王坤 韩硕

  作品图片/《Isabelle Huppert:Woman of Many Faces》(Harry N. Abrams, Inc., Publishers, New York)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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