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毛泽东

　　这是一份84年前由红军总政治部下发的文件，题目是《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

　　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34年10月9日，文件要求各部队“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广泛的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在墙报上多写标语口号（居民的和告白军士兵的），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

　　基于长期的行军作战经验，红军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在艰苦复杂的作战中，短促有力的标语口号最具宣传影响力。

　　文件签发的第二天，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彼时，红军从领导人到普通战士，还没有“长征”这个概念。伍修权后来回忆说：“那时根本没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彼时，苏区以外的人民群众，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充满怀疑和恐惧情绪，在他们的想象里，这是“一群从山上下来的青面獠牙的强盗土匪”。

　　走出苏区的红军是孤独的，他们面对的不仅有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还有缺乏群众基础的陌生地域。当然，彼时的红军完全不知道，这份文件会为他们漫长征途的最后胜利埋下伏笔。

　　在这份文件的指导下，红军宣传部门专门成立了“粉笔队”“錾刻队”等宣传队伍，每到一处都撰写标语、粉刷口号、发放传单，通过简洁明快、通俗易懂的宣传工作来瓦解敌军、教育战士和争取群众。

　　1934年12月5日，红军机关报《红星报》发出“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的号召：“一、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条至十条标语；二、每人每天都写一条至五条标语；三、标语可用毛笔、炭灰、粉笔、石灰块等书写；四、凡是宿营地及大休息地方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

　　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又专门发出命令，要求“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整个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材料十二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

　　红军上下由此掀起了编写标语口号、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的热潮。毛泽东、朱德、董必武、陆定一、潘汉年等领导干部带头加入，亲自书写标语口号。在艰苦的条件下，物资材料极度匮乏，但广大红军将士热情丝毫不减，他们开动脑筋、因地制宜。废旧报纸书籍、墙壁门板、柱牌树干，甚至悬崖山壁等都成为书写宣传标语的地方。

　　这也成了红军宣传的主要手段。有“红军是工农革命的先锋队”“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苏维埃政府是工农自己的政府”等宣传党和红军政治纲领的标语，也有“优待白军俘虏兵”“缴获枪有钱发”“回家发路费”“反对白军官打骂士兵”“官兵平等”等专门瓦解白军的宣传标语，还有“愿意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的都是我同胞好友”“我们要抗日”等宣传抗日的标语。

　　整个长征中，红军转战十一个省份，留下了数以百万计的宣传标语口号和文告，许多至今都清晰可见。一路追堵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只相信自己的飞机大炮，对红军的标语、对民心所向不以为然，只是在向蒋介石报告的电文中一句带过：“顷闻凡匪经过之地方，标语甚多，或用文字张贴，或用石灰红朱涂写抹墙壁，遍处皆有。”

　　最终，恰恰是通过这些标语和红军的实际行动，沿途的群众了解到共产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和主张，从而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支撑着红军赢得了长征胜利。

　　正是凭借着强大的宣传，红军从一支孤军变成了群众拥护爱戴、胜仗捷报频传的军队，长征也成为“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

　　1935年2月，红军在贵州四渡赤水，俘虏了国民党军队吴奇伟部1800多人，在朱德等同志的亲自领导下，经过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其中“有十分之八被鼓动加入红军”。

　　1936年2月，红二方面军六军团攻克毕节城后，经过宣传动员，当地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加入红军的热潮，一次就扩充红军3000多人。

　　1936年5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康北，深受红军宣传教育的藏区群众忍饥挨饿，也坚决要将自己的粮食拿出来支援红军，仅丹巴县一地就筹集了17万公斤的粮食支援红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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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中写道：“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

　　长征胜利80年后，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大会上深刻指出，长征的胜利，宣传了我们党的主张，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巩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牢牢扎根在人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