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圣：为省5分钱，多走一站路

　　和许多老乡一样，陈志圣14年前来武汉只为养家糊口，从未想到会有后来的成就。如今，他代理的“森马”专卖店已遍布三镇。“我原来在小学教书，但50元一个月没法养家。1991年端午节那天，我来到武汉，希望能赚些小钱吃饱饭”。开始，陈志圣只能做些小生意，将温州的零散货物贩到武汉来卖，一个月在温州、武汉两地跑四五趟，坐一趟车要38个小时。为省5分钱公汽车费，他宁愿多走一站路。1994年，他创办奔马公司，1998年当上“森马”服饰湖北总代理。浙商论坛上，48岁的陈志圣满怀激情地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少年竞争风流，场中波浪偏多，人在汹涌水中游，还要好舟硬橹，就有好舟硬橹，也须看风使舵，知得万事皆已成，务必金钱修补。”这首商界之外的人看不太明白的诗，却是他真实心境的写照。

　　许建兵：卖过假货，现在要还

　　帅气的许建兵有一张好看的娃娃脸。他一上台，就用浓浓的台州腔说：“我们浙江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是说不好普通话，请大家多包涵！”台下浙商发出会心的笑声。“1988年9月，我14岁到武汉来，说出来不太好听，是给表姐当男保姆，带小孩买菜做饭。两年后，表姐给了我5000元，全寄回家了。父亲说‘你出息了’，给了我5万元，让我在汉正街摆摊……”他带着内疚的口吻说：“我也卖过假货。以前做了亏心事，现在要还。”于是，他不停地用金钱“赎罪”，今年他又捐助了15个大学生。1998年洪水、2003年非典，他都捐了款。自己是被表姐带出来的，所以许建兵认为浙商最成功的就是家族模式，几乎都是一个帮一个，其次还有浙江人特有的聪明，“任何时候都在寻找商机”。有一次，一个餐馆老板娘对他说浙江人聪明，他问为什么，老板娘说“湖北人是九头鸟，能在九头鸟的地盘赚钱，肯定有18个头”。许建兵说，浙江商人人品也好，很安分。“浙江人离婚的很少，嫁给浙江人是很安全的”，他幽默地说。

　　罗云远：出门靠朋友，成功后回报朋友

　　讷于言而敏于行，比起前两位发言的声情并茂，罗云远显得有点拘谨。但在武汉打拼了20余年的他，已成为武汉最成功的浙商之一，旗下有四五家公司，涉足机电、灯具制造和地产等方面。“靠着在武汉的浙江朋友帮助，我才迈出经商的第一步……”他的发言朴实无华。罗云远开的第一家店，所有的货都是朋友借给他的。直到1990年代，他的事业才开始上升到一个新的平台，“奋斗不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有了更理性更深入的思考”。2004年，罗云远接任温州商会会长。“我的目标是成为武汉温州商会的高级顾问，为来武汉的温州朋友当参谋。”他说。大腕论道：浙商是怎样炼成的毛冬声：浙商成功渊源于文化可能多数人还不知道，武汉商界泰斗级人物、原武商集团董事长毛冬声也是浙商。他生于宁波一个农村家庭，幼年生活困苦。1947年，13岁的毛离家谋生。他流浪过，当过小工，后来他在武汉成就了一生的事业，成为全国第一只异地上市的商业股鄂武商的掌舵者。去年，他完美谢幕，但仍出任武汉企业家协会会长，“为企业家尤其是退休企业家谋利益”。昨日，照例梳着大背头、操着乡音的毛冬声，出席了此次的研讨会，引起现场“新生代”浙商的热烈追捧。“浙江商人的成功渊源，首先在于浙江深厚的商业文化和独特的地缘经济文化。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轻商抑商无论是‘士农工商’，还是‘工农兵学商’，都把‘商’摆在末位。“浙江文化打破了扬士抑商的传统。工商皆为本，人和社会要富裕一点，就必须靠经商。小钱做小生意，大钱做大生意。”毛冬声认为，浙江文化的精髓，在于敢拼搏、善于经商的企业家精神。“浙商敢为天下先，敢于离乡背井去创业。世界各地都有浙江人在拼搏，60多个国家，光宁波商人就有30多万。这些人先头手上没钱，经过努力，很多成了社会领袖和商界名流。”“浙商文化务实，办事过程节俭精细。国人都说上海人精明，实际上这是浙江人的显著特征，上海最先有2/3都是浙江人。”“浙江文化提倡乡谊。浙商喜欢组成团体，这些团体凝聚力很强。据说，包括宁波人在内的浙江人组团带几百亿资金到武汉做房地产，令武汉房地产市场热起来了，我相信。”他说，武汉既是政治名城，在历史上也是九省通衢的商埠，商业还是武汉的根本。他认为：武汉把经济搞上去，首先要把经济文化搞上去。

　　彭剑锋：浙商理性有余、激情不足

　　彭剑锋总结了浙商的四大精神：能吃苦、开拓进取；守诚信、重承诺；讲规范；具备团体合作精神。“浙商是东方的犹太人，具有最强的生存能力，创造了最好的商业文明。”他说，自己留美时给一个犹太富商家当佣人。乘车花了14美元向雇主报销，犹太人给了他15美元，硬要求他找1美元，“这是尊重你，不该你得的不应拿。”一次家庭聚会后，彭做卫生时把抽剩的雪茄烟扔进垃圾桶。谁知老板回家后，又撅着屁股从垃圾桶里把它捡出来继续抽。吃剩的牛肉被彭扔了，老板却把它捡回来洗净喂猫。除节俭外，犹太人还讲规矩，守承诺。彭说，他在犹太人家做佣人时，共签了15页合同。“目前中国商业文化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诚信问题，这是商业文明伦理的基础。”他说。他在赞扬浙商精神的同时，也指出了浙商的一些不足：观念不够开放，浙商真正靠职业经理人生存壮大的很少，经理人在浙商麾下也不那么自由。这种状况急需改变，浙商需要吸纳人才，更多高素质人才融入进来。另外，做企业需要很强的进取精神，而浙商野心不够，缺乏足够的抱负和追求，很少有人喊出要做世界500强的，理性有余，激情不足。他们在决策上，魄力不如广东、湖北企业家前面有万丈深渊，浙商忙着铺个桥，广东和湖北人则先跳过去再说。如果加上湖北人的野性，增加激情和冲动，可能会令浙江企业家如虎添翼，在全球范围内都不会输给犹太人。

　　康冰：浙商让我认识到最初的市场经济

　　“我不是浙江人，但对浙江商人非常崇敬，对浙商精神非常景仰。但同在座的浙商一样，我们都是参与武汉开发的外地商人。”来自上海的地产精英康冰，一上台就谦虚地说。他讲了两个小故事：“弟弟上大学后，向我借了一万元经商，却没赚到钱。在经商过程中，他认识了只有高中文化的温州小伙，在这个小伙的指导下，弟弟批发了一批市场摊位，一转手便赚了十几万。”另一个故事是：“我在兰州上大学时，到外面擦鞋，看到有6个温州人扎堆擦鞋。我当时觉得他们很傻，那么多人在一起哪有生意做？现在我回想起来，这就是简单的市场经济形式，扎堆效应，形成竞争浙商让我认识到了最初的市场经济意识。”康冰指出，现在浙商需要好好思考，面对“中部崛起”的新形势、新时机，浙商应该有什么作为，应该如何进一步弘扬浙商精神，不应只是强调优点，更应该总结不足以做得更好。康冰称，发展优势产业是武汉的趋势，而武汉的优势产业就是商业，说到商业就不能不想到汉正街，我们应该思考商业历史悠久的汉正街为何被义乌所超越？汉正街应如何进行改造？他说，我们的改造应具有超前意识，上海城隍庙的二次改造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我们要改造汉正街，不能搞翻牌，一定要和中部崛起的战略联系起来，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