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联社的撰稿人希莱尔·伊塔里（Hillel Italie），从致力于用15分钟听完整本书的著名付费听书网站Blinkist偶然发现，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实际上受到了她父母的启发。玛丽·雪莱的父亲威廉·葛德文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同时也撰写了大量关于历史、经济和文学方面的著作。作为加尔文派的传教士，葛德文由于受到法国启蒙学派的思潮影响，最终与宗教思想断绝关系，摇身变成无神论的政治学者。其中，他著名的传世之作是《政治正义论》。
玛丽·雪莱的母亲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英国启蒙时代著名的女性政论家和思想家，更因为女权思想而成为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史上的先驱，著有《女教论》、《玛丽：一篇小说》、《真实生活的原创故事》、《人权辩护》、《女权辩护》、《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玛丽亚：女人的受罪》等作品。其中，最知名的作品是《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
当时的社会，恰逢英法美等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科技的空前发达，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社会陷入了对科技改变社会的盲目乐观之中。玛丽·雪莱生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理所当然地，她的家中常有各个领域的学界人士来往。他们坐在一起谈古论今，针砭时弊。在平日的闲谈阔论下，最常被讨论的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科技的迅猛发展，在盲目乐观的世界狂欢下，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常常陷入了未知的恐惧性沉思之中。
1994年电影《科学怪人》剧照
1816年夏天，玛丽和丈夫雪莱，还有拜伦等人在日内瓦郊外聚会聊天时，提议每人写一篇恐怖故事，以反映大家对社会的思考，最终只有玛丽·雪莱的故事成型成书，那就是《弗兰肯斯坦》。事后，大家发现，玛丽·雪莱在撰写这部被誉为世界第一部科幻故事的《弗兰肯斯坦》时，从父亲的《政治正义论》和母亲的《女权辩护》中得到了最大的启发，深刻地反思了现代化进程中个人追求与社会道德、传统价值观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这也是为何在《弗兰肯斯坦》发表200周年后，我们对这部小说的反思和纪念如此隆重，不仅是在科幻热的今天纪念第一部科幻小说的诞生，还是在反思全球政治转型时代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矛盾。而这些主题，正好对应了玛丽·雪莱及其父母当年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希莱尔·伊塔里还提到，美国内战时期的著名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其中部分内容源自于美国废奴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生平回忆录。
作为美国废奴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不但是杰出的政治家和黑人领袖，还是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三部自传是美国黑人文学的开山之作：1840年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叙述》；1855年的《我的奴隶生涯和我的自由》；以及1881年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时代》。这三部自传奠定了道格拉斯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道格拉斯的每部自传的出版都引起轰动，他在书中猛烈地抨击了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大大推动了美国乃至世界性的废奴运动及反种族歧视运动。无独有偶，199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在1988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作品《宠儿》中，也从道格拉斯的生平自传中获得了写作灵感。
对此，付费听书网站Blinkist的作者兼编辑汤姆·安德森（Tom Anderson）说，“我们在对《弗兰肯斯坦》发表200周年纪念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启发了我们重新去关注和挖掘那些对虚构文学创作起到灵感作用的非虚构作品。在我们看来，这些非虚构作品，就像是无名英雄一样的存在。”再比如，狄更斯在《雾都孤儿》里所刻画的贫富两极分化，就模仿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就借鉴了大量的虚构作品和非虚构作品，他的灵感源头就包括了阿道司·赫胥黎的反乌托邦经典之作《美丽新世界》和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心理学里程碑作品《科学与人类行为》等著作。
除此之外，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叔本华哲学进行了大量的吸收，当然还借鉴了与拿破仑和法国史相关的历史著作。堪萨斯大学的托尔斯泰研究学者 Ani Kokobobo 认为，托尔斯泰一直迷恋叔本华哲学，深深认同他的哲学观点“死亡是唯一的现实”。
同时，他还指出，《战争与和平》也是对法国政治家路易-阿道夫·梯也尔的历史著作《History of the Consulate and the Empire of France Under Napoleon》的历史观回应，在托尔斯泰看来，这位曾经担任过法国总统的历史学家梯也尔远远夸大了拿破仑的历史地位和军事思想。
而且，作为托尔斯泰研究期刊的编辑，Ani Kokobobo说：“托尔斯泰并不信任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观念，在他看来，胜利与失败并非由单个的英雄领袖所决定的，而是由成千上万的人民意志所决定的。”
在科幻热下纪念《弗兰肯斯坦》200周年的同时，由于特朗普的上台和全球政治的右翼化，反乌托邦政治小说《一九八四》也再度成为欧美图书市场的畅销书。这本政治小说的思想资源，就有部分来自于英国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的《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以及美国著名社会哲学家和记者詹姆斯·伯恩哈姆的《管理革命》。
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
作为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学家的哈尔福德·麦金德，1904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作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中，特别提出了“陆权说”，反对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的“海权论”。在他看来，如果德俄联盟或者德国政府俄国的话，那么就奠定了世界舞台的地缘政治；英美两国的政治作用在于保持争夺陆权的强国之间的政治平衡。他的“陆权说”对西方的政治起到了极大的影响，1924年时，他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时就曾预言：美苏两极对立的未来格局以及大西洋共同体的最终形成。正是由于他的地缘观察太过于预言性质，以至于有人认为他的陆权说极大地鼓舞了希特勒的征服计划。
而作为著名社会哲学家和记者的詹姆斯·伯恩哈姆，在1941年出版的《管理革命》一书中，特别提出人类社会正处于从资本社会转向管理社会的转型时期，管理者将成为社会统治阶级，个体的权利也将随之发生改变。也正是这本书的出版，成为了詹姆斯·伯恩哈姆的思想转型标志，从美国著名左派反刃己身为右翼思想家，主张马基雅维利式精英统治。1946年，奥威尔特别撰写了批评詹姆斯·伯恩哈姆的文章，认为他的政治主张不过是新极权主义而已。
乔治·奥威尔与他的儿子理查德·布莱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