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拉–马塔斯将奥德拉代克的出现归因于项狄们专注工作的风险：“看到这些难以和双重自我共处的人为了工作与世隔绝，奥德拉代克、魔像、布加勒斯蒂与形形色色喜爱占据人孤寂时刻的生物齐齐拥了出来”。总在人生中的某一刻，奥德拉代克突然现形，项狄们发现自己是自己的陌生人，于是写下的每部不易读的作品都是他们生命中一段不可读的岁月的缩影：卡尔维诺不停走进走出看不见的城市，佩索阿不停变换名字却发现自己始终是“一座不存在的城市的郊区”……为了不再看见自己的奥德拉代克，拉蒙·德拉·塞尔纳砸碎了酒店房间里所有的镜子，别德马则选择不再写诗，幸福生活的定义只剩下“不读书/不受苦，不写作，不付账单，/像个落魄的贵族/活在我智识的废墟里”。正如比拉–马塔斯设计的秘社暗号：“你若高声说话，永远不要说出‘我’”（SiHablasAltoNuncaDigasYo）——每个词首的大写字母恰好组成“项狄”的名字（SHANDY）。

四

比拉–马塔斯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游离版便携式文学简史”的伴随读物，用27段半的文字为127页的《便携式文学简史》做导读，文中谈到他心中最伟大的项狄时刻莫过于一生没有任何作品的法国传奇“作家”、巴托比重度患者费利西安·马尔伯夫的一幅画。画中，杜尚正从巴黎的画室里把自己的代表作《下楼梯的裸体女人》卸下来，抱着往门外走，打算带回家打包送去纽约展览。在比拉–马塔斯看来，杜尚拿着自己的画就像夹着一块要吃一辈子的面包，恰是在这一时刻，他的作品真正获得了便携式的命运。一如《便携式文学简史》的末章里，1927年的塞维利亚（一个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已成传奇的年份—城市组合），项狄秘社在这里走到尽头，然而就在秘社解体的瞬间，便携式文学及其创造者们前所未有地逼近自我，“终于开始真正便携了”。最后的项狄是本雅明的脸孔，永恒的漫步者，当他感受到别人驻留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就只想躲进用书本搭建的便携式堡垒后面。

诚然，通过写作来罗列这么多“不写”的理由，就像奥登的长诗《海与镜》用艺术作品讨论艺术之无用一样，本身就是个悖论。《便携式文学简史》和《巴托比症候群》是比拉–马塔斯为内心迷宫绘制的地图，随写作而来的所有敞开的可能性是迷宫里每一条错综蜿蜒的路、每一个似有若无的出口，无论是寻找永远的家园还是永远的漂泊，重要的不是最终用这张地图走出迷宫，而是过程中独有的快乐：如果世界只存在于纸上，便不再存在任何恒定不变的永恒真理，仅凭写作，就能打破一切界限与成规。甚至像项狄们那样永不说出“我”也无妨，如作家本人所言：“我曾以为写作等同于开始认识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因为写作的缘故我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是谁。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快乐，最大的奖赏。”

从项狄到巴托比，这是一场关于“死亡、死亡的语言、语言和语言的死亡”的探索与冒险。时至今日，世上已无新事了吗？一切都已被讲述、被表达过了吗？站在文字的废墟里，比拉–马塔斯担忧的语言本身自我磨灭的可能性：我们是否会坠入语言被创造出来以前的漫漫洪荒当中。而最终他想问的是：如果一个作家想重新开始，会发生什么？写作者的神话已破，不如假装自己是别人，在原本佩戴的面具上再叠加一层，换全新的方式、在全新的空间里重新开始，然后沉默，然后再去找一个新的面具，正如他在1982年的马洛卡酒吧想出书名或是1998年的巴黎房间恍然大悟之后发生的突变那样，永远在“施工中”的写作，全速前进，却好像从未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