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黯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

　　2018年，距离方志敏英勇就义83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的《信仰者》，带我们重返历史现场，走进那间斗大的囚室，那个信仰之争的战场，那群矢志不渝的革命者。

　　方志敏的名字，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陌生。他为革命信仰而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不朽名篇《清贫》《可爱的中国》，一同载入民族记忆的光辉史册。英雄的名字和事迹被一代又一代传颂，但随着时间流逝、社会变迁，当今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这位革命者？有多少人读懂信仰二字的分量？他们的故事和坚守是否依然具有穿越时空、直指人心的力量？电影《信仰者》是一次跨越83年的寻找，也是对今天电影创作者和观众的一场测试。

　　寻找的起点在囚室。1935年，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方志敏奉命率领红十军团直插国民党腹地，蒋介石紧急调遣数十万军马围追堵截。由于补给困难，他们决定在谭家桥伏击立功心切的王耀武。军团长刘畴西刚愎自用，不顾反对让刚刚组建的第20师打主攻，结果损失惨重。在怀玉山，刘畴西再一次指挥失误，被敌军团团包围。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第19师师长王如痴、第21师师长胡天桃、军团参谋长曹仰山先后被俘，红十军团全军覆没。《信仰者》聚焦的就是方志敏被捕后的180天狱中生活，他生命中最后的斗争。

　　“战场拼死易，从容就义难”。影片中，敌人对方志敏等革命者四轮劝降、四度缓杀。这里面有精彩的论辩，也有人情乃至人性的纠葛。信仰，就在这过程中被抽丝剥茧，被认真打量，被深刻阐释。影片最有戏剧性和最精彩的也是这个部分。审讯时，南昌行营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劝降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主义是不会成功的。镣铐下的方志敏抱定必死的决心：我们是军事上暂时失败，但政治上不会失败。掷地有声，这是信仰者的本色。敌人又从黄埔一期生刘畴西寻求突破。第五次“围剿”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摆下鸿门宴，被黄埔师弟们包围的刘畴西毫不松口、大声怒斥。杀身成仁，这是信仰者的无畏。敌人又用与妻子缪敏见面做条件，方志敏自然是思念缪敏的，他也深知，这一面之后两人或将阴阳两隔。见还是不见？最后，方志敏还是选择了不见，他相信“缪敏能够理解”。影片对这个情节的处理，让人看到革命者内心的柔软和真性情，让坚硬的信仰有了人间温度。四轮劝降，层层递进，作为塑造人物形象和展开戏剧矛盾的主线，让人物丰满立体起来，矛盾尖锐对立起来，让信仰有了质感、有了温度、有了力量，有了接通当下的精神脉络。

　　影片讲述的是一群信仰者的故事。方志敏之外，一同被关押的刘畴西、王如痴，战死沙场的寻淮洲，第21师师长胡天桃都让人印象深刻。在狱中，刘畴西与王如痴似乎有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刘畴西的悔棋与他在军事上的刚愎自用构成鲜明对比。加之“鸿门宴”的情节，观众能看到一个恃才傲物却最终倒在军事判断也倒在自己个性上的悲剧英雄，不免为之喟叹。当年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22岁的猛将寻淮洲在战役中中弹身亡，刘畴西和将士们含泪掩埋了他。敌人怎么也想不通：一个堂堂军团长死前怎么连件棉袄都没有？胡天桃随身挎着的破瓷碗引起王耀武的好奇，一个师长为什么挎着洋瓷碗？胡天桃答：这是我母亲留下来要饭的碗，革命就是为了天下母亲不再要饭！……真正的革命者心中自有千钧之重的信仰，这让他们时刻把全天下的穷苦人装在心上。方志敏在狱中写成的《清贫》就是最好的答案：“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影片还表现了一些敬佩方志敏进而选择光明的人。比如，一同被蒋介石关押的国民党中央监狱狱长胡逸民，还有为方志敏传递消息、放松脚镣、送来笔墨的监狱工作人员。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崇高的信仰是一种进步力量，其本身具有强大的感化力；也更宏阔更有力地说明，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了革命。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当银幕上响起熟悉的《可爱的中国》，方志敏和战友戴着沉重的镣铐，在铺满野花的草地上行过，从容走上刑场，当正值青春年华的寻淮洲、刘畴西、方志敏等信仰者的真实照片呈现银幕，“寻找方志敏”的这根接力棒就交到了观众手中，英雄的崇高感也留在了观众心中，这便是影片留下的思考与余味。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信仰者》以沉着厚重的电影语言，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态度，还原了方志敏和战友们最后的斗争。它让寻找方志敏的精神指针最终指向了“何谓信仰”的时代之思，它既贴近当下观众的审美趣味，又以中国革命历史中的英雄崇高感激励当代人。《信仰者》所传递给观众和电影创作的，就是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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