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繁华热闹的中山六路与解放北路交叉口往西走几十米，路北有一条南北向的安静小路——六榕路。路中段，即是岭南名刹六榕寺了。

　　和大多数藏身闹市之中的古刹名寺一样，六榕寺不仅是一处富含历史感的文化胜迹，也是附近居民消闲休憩的去处。寺门内的空间其实并不是很大，但不妨碍阿公阿婆们坐在树荫下，或石阶上，讲古倾偈。

　　六榕寺门额“六榕”二字，出自北宋大文豪苏轼之手。广州博物馆中藏有一件珍贵的拓本，是“六榕”之名流变过程的实物见证。

　　“六榕”虽由苏轼写 改名未在北宋时

　　六榕寺最早称为宝庄严寺。目前所见的许多记载中都说，梁武帝大同三年（537年），梁武帝萧衍的娘舅昙裕法师由建康（今南京）来此创寺建塔，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其实这个说法应该是不正确的。广州文博专家陈泽泓先生在其《六榕寺小考》中引王勃《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中的“此寺乃曩在宋朝，早延题目”等说法指出，广州宝庄严寺始建于南朝之宋朝，齐朝之后，梁武帝时始建舍利塔。也就是说建寺的时间，比那座据说存放了释迦牟尼舍利的宝庄严塔要早的。

　　那么“六榕寺”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时候真正叫响的呢？如一般大家所知，这的确和苏轼有关。但并不是在苏轼那个时候，“六榕”之名就正式使用了。

　　“一塔有碑留博士，六榕无树记东坡”——这副对联端立在六榕寺正门两侧，清晰点出了寺与苏东坡的关系。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拜相，开始推行青苗、农田水利等一系列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虽然其出发点很好，起点也很高，但由于部分措施过于急切、激烈等缘故，对于这次变法的诸多相关举措，朝堂内外持不同意见者很多。宋神宗死后，司马光掌权，全盘否定变法。苏东坡当时的立场，相对比较折中。他对变法有意见，但也不赞同司马光“一刀切”的做法，认为变法之中好的部分应当保留。这种立场令他两方面都不讨好，屡次遭到贬谪，且越贬越远，最终被流放岭南。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生活最为辛苦、跌宕的时期，但他苦中作乐，保持了昂扬的乐观精神，创作了大批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同时以其个人人望和精深学识，开办教育，广泛交游，为岭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助力不小。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十月，苏轼自海南北返，路经广州城，曾歇息于净慧寺旁的“潇洒轩”，其间接受安抚使程怀立的邀请，同到寺中游览。据说，他见院内修竹青翠，还有挺拔参天的古榕树，枝茂叶浓，非常欢喜，于是受僧人的请求，欣然挥笔书“六榕”二字。有论者言此“六榕”与《金刚经》中“六如”相关联，可谓意旨深远。现在寺中旧时的六棵榕树已经不可寻觅，虽然后人尝试补种，终不得旧貌，故而寺内有“补榕亭”。

　　光绪元年或最早称“六榕寺”

　　因苏轼的文名，他为宝庄严寺题写“六榕”之事一时成为佳话。1917年，时任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撰《登六榕寺塔记》，当中写道：“寺初名宝庄严。赵宋改名净慧，东坡手书‘六榕’二字，榜之寺门，后人重苏书，遂呼为‘六榕寺’，而寺之旧名几无有知之者矣。”从中可知，苏东坡题字之后，“六榕”这个名字在民间就有使用，但因为是一种俗称的缘故，并没有影响到官方的使用。在正式场合，仍以当时的寺名净慧寺称之。

　　六榕寺中的高塔俗称花塔，是岭南著名景观，也是本地古代高层建筑的典范。当年王勃南下交趾探望父亲时，曾应寺僧之邀，写下长达3000余字的古代最长塔铭《广州宝庄严舍利塔碑》。南汉时，宝庄严寺改名为长寿寺；宋开宝三年（970年），南汉灭亡时遭到兵灾，殿、塔均毁于战火；宋端拱元年（988年）修缮寺院并新铸六祖慧能塔供奉寺中，第二年竣工，改称净慧寺。

　　可以说，这几次改名，都是时间清晰的。但什么时候改成“六榕”呢？说法就不一样了。冯沛祖著《广州风物》述及，永乐九年，在西禅寺的原净慧寺僧复还本寺，挂匾额“六榕”，自此改名“六榕寺”，而“净慧寺”就从此消失了；寺内碑刻说改名时间是在清光绪元年（1875年）。但若按陈泽泓先生的看法，这些说法也不能说完全准确。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今存六榕寺中的清代碑石，同治以前全部称净慧禅寺，光绪年间起即全部改称为六榕寺。”同时，最早改称六榕寺的碑记是光绪元年由广州将军库穆长善领衔并撰文的《重修六榕寺佛塔记》，而在此年前的同治九年，有翰林院侍讲许其光撰并书的《重修净慧禅寺觉皇殿暨各神殿碑》，仍称净慧寺。

　　《重修六榕寺佛塔记》中有一段话：“苏文忠公谪戍岭南，侨寓天庆观，沙门道踪丐公题榜。由是来游者仰东坡墨宝，群以‘六榕’ 呼，而不知寺名之为净慧也，噫，异乎！”陈泽泓指出：“库穆长善既不承认六榕为正式寺名，碑题又以六榕寺称之，这种表述上的混乱，正反映了六榕寺名称的演变过程。正是库穆长善开了这个头，此后各碑则率用‘六榕寺’之名称。”而据《越秀史稿》的说法，“自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年）起，今天的六榕寺应是一直挂着‘六榕’匾额，但到清代道光年前时，已挂回了‘净慧’匾额。到光绪年前，可能又挂回‘六榕’匾额。”

　　应该说，净慧寺、六榕寺二名并用了相当长的时间，直至光绪元年，官方始正式使用六榕寺名。但在民间，“六榕”才一直是远过于“净慧”的“大IP”。

　　苏东坡

　　还有遗迹在寺中

　　据说苏东坡题字之后，寺僧便将这二字额于山门，并加刻石。但据《越秀史稿》的说法，今天藏在六榕寺中的“六榕”刻石是清代时翻刻的，并非当时的原石。据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立于六榕寺补榕亭侧的《王文诰监摹苏轼六榕题字并跋》碑的记载：苏东坡于宋绍圣元年（1094年）被贬后，曾数次游广州，元符三年（1100年）九月，又偕其子苏迨到广州。广州安抚使程怀立等迎接，设宴款待，在净慧寺游览，即席手书“六榕”寺榜。寺榜从元符三年至清嘉庆年间，屡经雕漆，后为防题款损坏，乃将字摹刻在石上，以传真迹。1920年，该手迹再次摹刻。上世纪中叶又据石榜刻为木榜，悬于寺门。

　　除“六榕”二字外，苏东坡还在六榕寺留下另一幅墨宝，即今天补榕亭旁边的那块《证道歌》碑。此碑两面刻字，笔法苍劲圆逸，被认为是苏东坡的手迹，刻碑时间是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此碑后来破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碎碑合成一石。其正面额刻有“皇宋广州重开永嘉”八个古篆体字，背面有楷书“证道歌碑”四字。可惜此碑到清代时，碑文已是漫漶不全，苏体书法神韵大失，到今天仅存百余个很难辨认的字。此外寺内还一块《苏文忠公笠屐像》石碑。类似题材的画像碑，广东各处有好几块。它们说的都是同一则轶事：某天苏轼外出遇雨，被困路边。有附近好心的农户请他进家吃了饭。饭后，天仍下着细雨，道路非常泥泞难走，他从农家借了木屐和斗笠，回家去。谁想他平时穿不惯木屐，这时泥路又烂又滑，走路东倒西歪。乡民和村童见了，不禁都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

　　苏轼是很会自嘲也很爱自嘲的人，开放心态世间少有。当此情境，想必也是会心一笑吧。（卜松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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