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义乌黄山八面厅 替木上的博古纹

　　金华，文化底蕴深厚，历代名人辈出；骆宾王的诗，贯休的画，李渔的曲，都在八婺大地扎了根。宋室南渡以来，以吕祖谦、陈亮、唐仲友为代表的“婺学”“倡明正学”“鼎峙东南”。到元代深得朱熹、吕祖谦真传并入祀孔庙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山北四先生”影响遍及全国，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又将“婺学”绵延了数百年。

图2 义乌黄山八面厅额枋上的博古纹

图3 东阳乐善堂浅浮雕深环板上的博古纹之一

图4 乐善堂浅浮雕深环板上的博古纹之二

图5 乐善堂浅浮雕深环板上的博古纹之三

图6 乐善堂浅浮雕深环板上的博古纹之四

图7 义乌赤岸雅瑞容安堂扇门腰板上的博古纹之一

图8 容安堂扇门腰板上的博古纹之二

　　陈亮向宋孝宗上书提出“农商相籍”论，强调农业和商业并重发展的思路在浙中地区有着广泛的市场，故金华地区人文、经济相对发达。金华又有“小邹鲁”之称，在外做官和经商的人较多。

　　明清时期，受儒家落叶归根观念的影响，做官衣锦还乡和经商发家致富之人，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都会在家乡建造宅第，以光宗耀祖，撑人门面。金华又是“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多地少的地区，耕读和学艺是农民最根本的家风。勤劳好学的农民在耕作之余从事着泥水工、木工、雕工等有限的工种（古人视有手艺就有金饭碗）以养家糊口。自入清以来，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得手艺人的饭碗竞争激烈。“没有金钢钻，揽不到瓷器活”。形势的倒逼手艺人从“传、帮、带”和“功夫在诗外”的过程中拼命吸取营养以保住全家赖以生存的饭碗。

　　浙中地区丰富的森林储备，为厅堂楼馆的建造提供了材料的保障，也为身怀绝技的手艺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许许多多独具地方特色，富有建筑品位、风格的“婺派建筑”就于这个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应运而生。无木不雕，雕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东阳木雕如一颗颗耀眼的明珠遗留在八婺大地上。

　　“婺文化”的源远流长，深植于八婺大地的“婺学”基因，与儒释道合一后成为东阳木雕艺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婺派建筑”上的博古纹饰，因深具艺术风格、装饰手法，更重要的是凸现儒家文化精华而广泛地出现在东阳木雕中。

　　博古纹饰都出现在“婺派建筑”中比较显眼的部位——门上的锁腰板、前厅的琴枋、牛腿上等，有记载在永乐至天顺年间的木雕上就出现博古纹，由于年代久远，人为的原因和风吹雨淋，又因是“粗大明”的因素，明代博古纹饰英姿不再，这里重点介绍清代乾隆到咸丰年间有准确纪年的精美博古纹。

　　图1为义乌黄山八面厅替木上带人物的博古纹。画面中博古架上有人物骑在老虎背上打虎。自古就有“义乌出穷人，但不出怂人（无用之人）”的说法，体现了当年让倭寇闻风丧胆出“义乌兵”的义乌人不畏强暴的精神。在博古纹中，有人物的很少见。

　　图2为黄山八面厅额枋上的博古纹。上面雕刻着象征福至的蝙蝠，象征喜庆的磬，台上的狮子，意为“太师”。

　　黄山八面厅占地2908平方米。乾隆五十八年（1793）义乌西乡著名火腿商人陈子寀（1720—1793）命其孙陈正道筹划建造黄山八面厅。于嘉庆元年（1796）破土动工，嘉庆十八年（1813）落成挂匾。中间整整经过了十八年，这在中国民间建筑史上很少见。

　　图3为东阳寿塔乐善堂浅浮雕深环板上的博古纹，21×13厘米，台面上的狮子，如意绥带上的一品官帽，象征瓶（平）升三级的花瓶、翎毛、如意和戟，寓意平升三级，官登太师。周朝立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三公为中国古代朝延中最尊显的三个官职，太师位极人臣。有“师，天子所师法”之说。

　　图4的博古架上的狮子转身注视着一束青莲，金华地区有古话称“千钱难买回复眼。”意为对站过的、坐过的地方和做过的事的地方一定要回头看一看，是不是会留下什么。这与儒家“吾日三省其身”之意有同工之妙。此图案寓意告诫家人为官要清廉，身后留个好名声。

　　图5为犀牛望月。这中间很有讲究。相传犀牛本是天上的神牛。奉玉帝御旨下界传达“一日一餐三打扮”，他却传达为“一日三餐一打扮”，玉帝便让其下凡到人间造福。犀牛为了尽快解决人间疾苦，让百姓过上富裕的生活，每当月圆之时，回到天庭恳请玉帝派财神爷光临人间，助他一臂之力。自它上天庭那时起人间便有了“犀牛镇家灵，望月回天庭，殷诚月儿圆，财神来光临”的顺口溜。古代一些豪宅大院都尊奉“犀牛望月”为生财镇宅之宝。从此，“明月高照祥云绕，安居乐业鸿运来”。这木雕板中的击磬（庆）有余和载着钱财的朵朵祥云飞向装着元宝的宝盆之中。雕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东阳木雕再次彰显其匠心。

　　图6，金华地区农村叫兔子为“月月窝”，意为兔子的繁殖能力极强，每月都会生一窝，是多子的象征。翠竹自古以来有发子旺孙的含义，“喜看红梅多结子，笑见绿竹又生孙”的祝福对联道明了绿竹的吉祥，白菜（白财）之上的双双爵杯（象征功名），期盼子孙个个出人头地。

　　乐善堂建成于咸丰九年（1859），东阳木雕从明代和清初的深浮雕。经过乾隆的发展，嘉兴道光咸丰朝的兴盛，这些时期的浅浮雕作品代表着东阳木雕艺术的辉煌成就，从丝发毕现的纹饰中折射出匠人的敬业，浙中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婺文化”的深刻解读，以及为人处事，为人臣子的敬畏。

　　图7为义乌赤岸雅瑞容安堂扇门腰板上的博古纹。博古架上细致地雕刻着打开的书卷，寓意“开卷有益”；砚台、水盂等的文房用品齐备；桃子则是长寿的象征；非一般之兽的獾印证了中华文化的精深。獾与欢同音，如与喜鹊在一起，那是欢天喜地，獾代表欢乐、欢喜。

　　图8则匀称地雕刻着香炉、方瓶、瓜果，和象征出将入相的宝剑。“门者脸也”，古人视堂门为门面工程，堂门上的腰板位置特殊又与人的视觉平行，为登堂入室之第一印象，木雕工匠根据东家的要求，用出真功夫以博得好名声和东家的喜欢。

　　容安堂由陈启文始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先建正厅、堂楼，后由其子陈雅川续建前厅，于嘉庆庚申（1800）建成，共有69间房子，占地1079平方米，为乾隆时期的风格。

　　说明清时期东阳木雕上的博古纹是无声的诗，立体的画，凝固的乐章，活着的民俗与记忆，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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