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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靡音》:中国近现代娱乐圈和黑帮的江湖众生相(2)

  青,是指盐枭组织里的基层成员“青皮”;帮,是指京杭大运河漕运系统里的船工水手组织“粮船帮”。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加上太平天国动乱,漕运彻底废弛。数以十万计的粮船帮水手失业,沦为有组织的盐枭青皮,青帮自此真正登上舞台。

  秋原在记述青帮往事时,延续其在《清代旅蒙商述略》中的一贯写法,以极为细致的笔法详述前人容易忽视的视角。他甚至用整整几节来解释盐的制作和贩运,以体现制盐的艰辛,还有小农社会中极少见的有组织暴力集团——盐枭。正是这种分工合作密切的盐贩组织,成为后来青帮的凝结核。

  他本来可以用简单一句话——“经营地下鸦片走私渠道,从事毒品贩运,是近代上海青帮的重要非法活动”——来交代青帮从盐枭到毒枭的转变,但却用写作全书三分之一的时间专门去搜集资料,写作“烟毒”“禁烟”这两节,这不过占据全书总篇幅的五分之一。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鸦片、毒品贩运和租界,几乎每个主题都能写好几部书,秋原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穷究相关主题的史料,一一爬梳和比照,最后呈现出来还不落俗套,真是不简单。

  一般人印象中的鸦片就是一种毒品,禁烟纠纷也是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但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只中国,包括英国和欧陆,鸦片也是一种止痛药,里边的吗啡有镇痛的作用。

  当时的人们除了吸食鸦片成瘾为乐外,还普遍用鸦片作为治病止疼的“良药”,因此“烟土”也成为类似黄金白银一类的硬通货,在中国走私贸易和内地交易中,人们往往用鸦片来作为货币使用。

  在印度等地的鸦片输入高潮过去后,内地也开始学种鸦片,洋为中用,抵制外货,后来有名的“云土”即是云南的土烟。作家艾芜曾在《红艳艳的罂粟花》中写道:“看来他们的主要农作物,是种鸦片烟。外省人所赞美的云土,大概就出在这样的山区。”

  青帮正是通过利用过去贩盐的网络,走私各地的鸦片,以获取高额利润。民国上海帮派林立,像以码头工人为主的斧头帮声势也壮,为什么是青帮杀出重围,坐稳上海黑社会的头一把交椅?

“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

“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

  这就得重点说说煊赫一时的“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和法租界的关系。

  黄金荣(1868-1953),生于苏州,长于上海,1892年考入上海法租界老北门麦兰巡捕房当探员,因破案有功,到1917年升至督察长。在1923年的临城劫车案中,他四处牵线搭桥,对解救外侨人质有一定贡献,得到法租界当局的嘉奖。

  1920年代,他与杜月笙、张啸林合伙经营三鑫公司垄断鸦片买卖,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

  在青帮三大亨中,素有“黄金荣爱钱,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

  杜月笙(1888年-1951年),上海人,从小父母双亡,辍学后在水果店削得一手好梨。1911年,杜月笙加入八股党贩毒,受黄金荣赏识加入青帮 。

  杜月笙所谓会做人是出了名的,早年除了服侍黄金荣,后来更是倾心结交各界名流,像黎元洪总统都成为其座上宾。黎的秘书长还撰了一副对联吹捧:“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称为“当代春申君”。

  除了擅长笼络人心外,杜月笙还颇有经营才干,善于抓住机会扩充公司业务。

  1919年初,杜月笙利用公共租界再次查禁鸦片的机会,“开出优渥条件拉拢潮汕烟土贩子,鼓动他们把土栈和烟馆转移到法租界,和二十余家潮汕土栈签署长期供货合同,此举为三鑫公司打下经营基础”。

  当时的法租界,在招商引资和收税上完全拼不过公共租界,便想了开放鸦片贸易一招来增加财政收入,但不便明目张胆支持,便对三鑫公司的鸦片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年安心收取鸦片收入的四分之一。

  1925年,青帮三大亨与法租界当局达成协议,取得独家鸦片专卖权,杜月笙等人由此洗白,担任上海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后来当上了法租界公董局的华人董事,彻底混入上海的上流社会。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青帮真正的发迹史。身为法租界巡捕房华人督察长的黄金荣,利用职务之便,先是成为青帮的保护伞,再开设三鑫公司,这家鸦片走私公司成为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的白手套。而租界作为独立王国,拥有治外法权,可以帮助他们躲避官府捉拿,安心发财。

  用秋原的话说,租界岂止是洋柴进的庄园,分明就是洋梁山,黄金荣简直就是及时雨转世,是在洋梁山开忠义堂的活宋江。这位活宋江引领投纳在他麾下的绿林好汉,走上一条被洋人招安的富贵之路。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和三十年代,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带着洗白的身份,丰厚的鸦片利润,投入剧院、游乐场和房地产业等合法生意,像杜月笙,还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开始热心慈善,赈济灾民,广散家财。

  当然,青帮仍然保留黑帮色彩,只是不像当初执着于使用暴力手段,以更隐秘的方式渗入娱乐圈,像后来的不少电影公司都有青帮的影子,余风波及香港。

  在秋原看来,这段历史是几千年来中国从未有过的事情。传统帮会的组织与活动形式过时了,利用租界从事黄赌毒行业兴起,而后又千方百计洗白,以获取合法身份。第一批现代城市黑帮诞生了,并取得了变异的能力。

  关公与孔子 游民的选择

  在娱乐圈和黑帮,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他们大部分都特别敬奉关公。

  过去戏班如果要上演《走麦城》,都必须先向关帝上香,演出时香火也不能断,谢幕时唯独扮演关公的演员无需向观众施礼——哪有武圣大帝向凡夫俗子行礼的道理,甚至连关羽的道具青龙偃月刀都要小心放置。

  而无论青帮还是洪门、袍哥等其他帮派,都把关公供奉为忠义千秋的代表,在关公前歃血为盟,作为兄弟义气的见证。

  然而,正在这种极端强调,反而反映出“戏子无情,混子无义”的现实。因为在一个生存高压的环境里,艺人和帮会成员总是处在快速变动中,信任是极其稀缺的奢侈品。

  在游民的观念中,关公代表的是江湖,恣意闯荡,建功立业,而孔子代表的是庙堂,读书做官,封妻荫子。

  正如闻一多所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

  只是,有的人从关公走到孔子,有的人从孔子走到关公。(樊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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