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阀在政治的慷慨庇护下崛起,而随着它们越来越壮大,又反过来裹挟政治,政客们依靠财阀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来竞选,也依赖财阀经济增长来创造政绩,政客和财阀之间相互输送利益、相互支持已成为韩国宪政的后台运作模式。
韩国财阀对政治的渗透之大可从2016年至2017年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中窥见一斑。
当年这场大规模的以权谋私丑闻将韩国公众对财阀的不满带到了一个高峰。朴槿惠出事后,上演了九大财阀被集体调查的一幕,三星、现代汽车、SK、LG、乐天、韩华、韩进、CJ等9名大企业掌门人出席听证会,就权钱交易问题接受国会议员质询。
韩国第一财阀三星集团在这次事件中元气大伤,集团实际控制人、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被指存在贿赂行为,遭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但二审改判两年半,缓刑四年,当庭释放,这也被认为是财阀的又一次胜利,他们总能在法律面前获得优待,入狱也不过是走一个过场。
被绑架的韩国经济
除了对政商勾结、特权横行的愤怒,财阀经济所导致的社会财富和机会分配不均、市场不公现象也是民众日益不满的根源所在,独大的财阀们扼杀了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压榨了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间。
韩国过度依赖财阀的模式导致了经济虽然持续增长,但却无法创造就业。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财阀企业营业利润大幅增长54.8%,在全国企业营业利润中的占比达到了40.8%,但由于财阀企业数量仅占韩国企业数量的0.2%,且财阀企业的大部分增长来自半导体等就业创造能力低的企业,这意味着不断膨胀的财阀盈利并不能转化为就业增长。
(财阀企业盈利增速远超其他类型企业 图片来源:HANKYOREH )
在日经Asia300指数中,韩国财阀的市值在该指数中所有韩国企业市值中的占比高达77%,然而包括财阀在内的韩国大型企业只贡献了该国12%的就业,大部分就业是由这个国家的中小企业创造的。
(图片来源: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韩国财阀集团不仅在纵向上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参与主营业务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所有上下游生产,还横向扩张到没有关联性的业务范围,并形成垄断性影响力,横纵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将中小企业排除在外,也限制住了韩国经济增长的新活力。
实力和资本雄厚的财阀企业往往复制中小企业的创新,而不是自己研发或收购中小企业,在这种掠夺性的环境中,提供了韩国大部分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无法成长,要么被财阀企业扼杀在摇篮之中,要么成为财阀企业的转包企业为财阀所用,这也导致了过去三十多年里,韩国再没有出现过当代创业成功的神话。
但财阀也并非是全能选手,许多低效率的财阀子公司依靠着集团内部交易和优势资源才得以苟延残喘。比如三星集团众多子公司中,并不是所有的都如三星电子一样成功,三星汽车业务就以失败告终,李在镕此前主导的互联网公司也以失败告终。
此外,财阀本身高负债的发展模式使得这些庞然大物在支撑韩国经济的同时,也绑架了韩国经济,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韩国财阀在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时期,为了保持自身对企业的控制权,同时由于限制外资的政策,偏好债务型融资而非股权融资,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大多数企业的负债率都居高不下。
高负债模式的脆弱性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当时韩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10%以上,为历史最高点,企业平均负债比率超过400%,随着危机来袭,企业盈利恶化,利率和货币冲击加剧了流动性困难。
这场危机“撂倒”了一批财阀,前30家大财阀有半数被迫走上了破产、清算和合并重组的道路。曾经的第二大财阀、作为韩国象征之一的大宇集团也走上破产之路,打破了韩国财阀“大而不倒”的神话。
向财阀开战
1997年金融危机也将韩国政府推向了破产的边缘,被迫向IMF等国际组织和其它国家求助。在IMF援助条件的要求下,韩国实行了一系列财阀改革措施,对金融机构和实体全面去杠杆,改善企业资本及治理结构,开放外商投资等。
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为韩国经济注入一股强劲的动力,韩国经济快速走出危机阴霾,1999年GDP增速达到了11.3%,2000年也有8.9%,之后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依然位居全球前列。
然而根植在韩国经济血脉里的财阀问题并未解决,不平等增长、就业危机以及政商勾结的顽疾成为韩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是摆在每一届韩国政府面前的硬骨头。
现在人们将希望寄托在文在寅身上。2017年5月,文在寅在民众强烈的改革呼声中上台,他承诺破除财阀特权,改善垄断问题。
文在寅在大选中承诺导入集中投票制、多重代表诉讼制、工人推荐理事制,加强控股公司的子公司股份义务持有比率,限制子公司之间的资本出资。希望通过这些举措来限制财阀高层权力、提高小股东和工人权力,增加大企业财务透明度。
但文在寅所属的民主党,在国民大会299个议席之中,仅占128席,未达半数,在过去将近两年里,改革推进艰难,文在寅的民意支持率也跌至任内最低水平。
在这次不断发酵的韩国娱乐圈丑闻面前,文在寅在听取有关胜利夜店事件以及张紫妍自杀事件的报告后下达指示表态,要求警方和检方“赌上各自的命运”进行彻查。
这番表态虽然“热血”,但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动财阀的地位还不得而知。不过可以预见的是,根深蒂固的财阀体系很难靠一届政府之力就发生改变,财阀对经济、社会的高度渗透,与政治势力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使他们依然展现出“大而不能倒”的强大势力。
而韩国民众对财阀的态度也十分矛盾。尽管舆论对财阀的特权和不公充满了愤怒,但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能进财阀旗下企业工作仍然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毕竟其他企业的平均工资只有财阀的约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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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反思韩国模式:亚洲金融危机、对外开放与财阀》
长江宏观赵伟团队,《1997年,韩国如何处理债务违约?》
长江证券,《铁打的财阀,流水的总统:解读韩国财阀经济》
张夏成,《韩国式资本主义》
Eleanor Albert,South Korea’s Chaebol Challenge,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