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毛泽东酷爱运动，早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时，他就特别重视体格和意志的锻炼。他认为体育的目的，不仅是强筋骨，还在于强意志；不仅在于养生，还在于卫国。力主“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他经常进行冷水浴、风浴、雨浴、日光浴、登山、露宿、远足等活动，还自创了“六段锦”体操来锻炼身体。1917年4月1日，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体育之研究》的著名文章，号召中国年轻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并指出：“国力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认为体育的作用在于能“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展示了毛泽东早期“健身强国”的体育思想。

　　人民体育出版社在1958年重新出版了这篇《体育之研究》，这句口号从此成为中国人积极锻炼身体的励志口号。

　　“救救孩子”

　　——1918年，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喊出“救救孩子”，希望孩子不要被社会吞噬，不要长大后也成为吃人的人，希望未来世界不再是人吃人的世界。

　　鲁迅先生的这句“救救孩子”与前面的一句“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互相照应，表现了对“吃人”的黑暗势力的有力鞭挞，对腐朽社会的不满与憎恶。当然一如先生自己所言，本篇“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而且表现了鲁迅先生“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

　　“新民为今日第一要务”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国几千年封建统治，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国内各派军阀互相争夺，内战持续不断，全国人民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同城乡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满中国社会的黑暗，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民学会于1918年4月14日在湖南长沙蔡和森家中刘家台子召开成立，以“革新学术，砥厉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提出“新民为今日第一要务”。新民学会是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一个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培养了一大批共产主义者，除毛泽东、蔡和森外，还有何叔衡、罗章龙、李维汉、谢觉哉、向警予、蔡畅、夏曦、萧三、郭亮等。

　　1920年下半年，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后，学会逐渐停止了活动。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行演讲大会，李大钊作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李大钊的演说是根据协约国战胜同盟国是“公理战胜强权”的观点而发。李大钊认为，取得这次战争胜利的不是协约国的武力，而是人类世界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胜利是“庶民的胜利”。

　　这篇演说发表在1919年1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同期还发表了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的观点，热烈赞扬俄国十月革命，预言：“由今以后，到所见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劳工神圣”

　　——1918年11月11日，持续了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国虽未出一兵一卒，但毕竟也跻身于战胜国之列。因此，大战的胜利充分激发了中国上至政府、下到庶民的士气和精神。在北京大学于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举行的讲演会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轮番上阵，就这次战争的原因和性质进行透彻的分析，就中国今后到底走向哪条道路予以深入的探讨。

　　就在11月16日那天的讲演大会上，蔡元培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并反复陈述，“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这种思想和口号的提出，意味着五四文人对于民间力量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平民文学”

　　——这是中国五四文学革命中提出的一个建设新文学的主张和口号，最初由周作人于1919年1月在《平民文学》一文中正式提出，指与文言的“贵族文学”相对立的、表现普通人们普遍与真挚感情的文学。周作人认为，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主要区别在于：1、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实；2、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并提倡在文学中以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代替愚忠愚孝的封建道德，以社会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代替英雄豪杰才子佳人的事业和幸福。

　　“平民文学”的主张适应了反对封建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需要，以表现普通人民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会人生为文学的根本任务。在创作实践上，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彻底反封建的新的主题和人物：普通农民与下层人民，以及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式知识分子，取代封建旧文学中常见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为文学的主人公，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

　　——“德先生和赛先生”即近代中国“民主”与“科学”这两大时代主题，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重要口号。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签辩书》，大力提倡“德先生”与“赛先生”。他指出，拥护“德先生”，必须反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拥护“赛先生”，必须反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强调，只有拥护“德先生”、“赛先生”，才能救中国。

　　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五四运动期间，热血青年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两大旗帜，向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思想猛烈开火，并由此走向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打倒孔家店”

　　——自鸦片战争以来，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我们先是以为自己的武器比不上人家，于是，发起了洋务运动。后来又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如人家，于是，进行了戊戌维新。再到后来，才知道是我们的观念落后了，于是，有了五四运动，有了对孔子学说的极其尖锐、极其凌厉的批判。

　　五四运动前夕，被胡适誉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的吴虞，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吃人与礼教》等文章，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猛烈抨击了封建礼教和旧文化。李大钊、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思想解放的先驱们对在孔子学说长期浸染中形成的国民性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在一定意义上确实表现了这场启蒙运动的某种思想锋芒，因为孔子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儒家文化的人格代表，选定“孔家店”这个突破口，无疑有利于冲破旧的以封建政治、伦理秩序为核心的文化格局。

　　“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

　　——1919年2月，李大钊撰写了《青年与农村》一文，正确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问题乃国民全体问题的关键，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并发出“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的口号。当时，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和北大的一部分学生用实际行动响应了李大钊的号召，走上了“与劳工阶级联合”的道路。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联合，对于造成五四时代的高昂的革命气氛，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青年与农村》一文的问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拓荒者的尝试。”这种“尝试”，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从五四运动那里所继承的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

　　“还我青岛，还我山东”、“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最终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于4月30日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还我青岛，还我山东”、“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宁肯玉碎，勿为瓦全”、“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帷幕。“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指出“主义”变成“抽象名词”空空荡荡而骗人的危害，号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主义”，大家赶快下功夫研究中国社会实际问题，不要满足于谈论抽象名词。

　　文章说：“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文章发表后，很快得到了众多的评论和反响，引起的一连串讨论，就是“问题与主义”之争。

　　“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远》：“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意思是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为大家所共有，只有实现天下为公，彻底铲除私天下带来的社会弊端，才能使社会充满光明。

　　“天下为公”也是孙中山的主要思想之一，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题书“天下为公”四字送人。1919年10月，孙中山应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之邀为师生演讲《救国之急务》。为表答谢，上海市学联的干事长朱仲华代表上海市学联登门造访。当时孙中山和宋庆龄正在书房读书，便向这位复旦学生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天下为公是要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并挥笔写下“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相赠朱仲华。据考证，这是孙中山关于“天下为公”的第一幅题书。

　　1921～1930

　　这十年，是战乱不断的十年。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开始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统治之下艰难求生的历程，虽屡遭破坏，但仍生生不息，终成星火燎原之势。1926年至1928年，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战争，讨伐北洋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各路军阀，结束了数十年的军阀混战，使中国大地实现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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