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本书要点：

作者简介：

葛红兵：当代著名学院作家，拥有博士学衔及上海、伦敦、新加坡三所大学教授、研究员等职务。在韩国、德国、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地出版长篇小说5部，随笔集《现在活着》、《人为与人言》等6部，另有多卷本《葛红兵文集》面世。其作品《沙床》、《我的N种生活》、《未来战士三部曲》等长期荣登中国大陆多种畅销书排行榜。

内容简介：

《直来直去》是葛红兵真正的自述，是他献给大中学生的一本励志书。葛红兵以谈话的形式，讲述了从一个农家孩子成长为博士、大学教授的曲折历程，真诚、坦率地进行自我剖析，尖锐、大胆地进行社会批评，出语犀锐、放达，展示了一个学者对社会的深刻思考、一个作家对生命的独特体验，现身说法式的言说，让本书始终洋溢着生命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不断自我超越的渴求，是今年难得的适合大中学生阅读的励志书。

本书还收录了葛红兵与王朔、邓一光、刘醒龙、刘川鄂等作家、学者的系列对话，众人在谈话中，纵论历史是非，横批当代社会问题，对鲁迅、钱钟书、沈从文、金庸、王小波、莫言等的作家、文学家的价值进行了探讨，提出了“鲁迅：被误读的大师”、“钱钟书：被神话的大师”、“金庸：被拔高的大师”、“中国文坛对王小波不公平”、“王朔：我不能走向自己的反面”等新锐、独到的观点，其中不乏极富启发性的见解。同时，葛红兵在本书中对他的小说《沙床》、《我的N种生活》进行了完全、深刻的解读，让读者可以从而全面的了解葛红兵其人。

作者的话：

    我是直性子，不会掩饰自己，一切都直来直去。直来直去有好处，畅快……好的谈话让人畅快，那个时候人的心里是暖的。

——葛红兵 

相关评论：

　　葛红兵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还是一个热情的思想者。他赋予了思想一种罕见的感情力量。书中众多从日常生活深处发现的令人惊讶的智慧，正是这种力量在他的内心长驱直入的结果。他非凡的才华、深度和创造性，我以为，在他同时代的学人当中，并不多见。

　　——谢有顺（批评家） 　　对自我灵魂的无情撕裂，对苦难记忆的深情回眸，对历史命运的独特反思，对生存意义的无限追问，构成了葛红兵写作的潜在动机。它以一种心灵史的方式，充分展示了人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既具有许多丰富的异质成分，又具有许多共通的人性劫难。

　　——洪治纲（批评家）
　　

　　葛红兵是中国文坛极为活跃的青年学者，上世纪90年代便有 “北有余杰、摩罗，南有葛红兵、谢有顺”之说。他的学术活动范围广泛，涉及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学、当代文学评论及广义文化学、人类学研究等多个领域；他的思想更是新锐大胆，1997年他提出“相对主义批评观”引发重大争鸣，2000年初的两个“悼词”引起文坛强烈的批评；争论本身说明在这位年轻思想者身上，的确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活力。

　　——王干（评论家）

信念是什么？它的根生长在什么地方？我的目光漫透《直来直去》，看到的是处处燃烧的是“信念”火焰。作为教师的他，注重“信念”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自由和爱”。他痛斥当前的教育重视教育，忽视人文教育；他痛心孩子们的想象力被扼杀，写科幻小说《未来战士三部曲》开发小学生的想象力；他真诚地劝慰大学生们不要太现实太功利，总是忙考证、学外语，却没有了大学特有的浪漫。没有信念的他们最终会“贫民生活的反面，成了真实生活的敌人”。我想，有了信念，我们就有了一切的可能性，或许就是葛红兵的秘笈，也是这本书的秘笈。

  ——陶佳（上海某中学教师）

　　当我手捧《直来直去》时，目光漫过媒体制造的幻象，拨开流言滋生的迷雾，一个真实的葛红兵渐次向我敞开。直来直去，多么简介明快、干脆利落的表白。本来，言语的生命就来自他的直白，是心与心的抚慰，是思与思的真诚碰撞，是情愫和情愫之间的相互倾听。谈什么呢？谈学问，谈名利？不！直来直去地谈做人，谈人之为人本身。在这场思想和情感的盛宴里，葛红兵敞开了自己，回忆他的乡下和不一样的童年，诉说曲折而传奇的求学经历，讲述自己的学术思路，痛斥文坛批评的缺席，敞开自己的创作动机，呼吁“信念”教育时代的到来，阐释中国人思想的底线，等等。这不是一般的知识性的谈话录，而是一个成功青年的成功秘史，是一部关于信念的求索之书。

　　——张樊（华东师范大学学生）

　　“我和这个世界不和，而残酷的争端才刚刚开始。”读罢葛红兵的新作《直来直去》，这句话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葛红兵直言不讳表达了他对现实的不合作，他要决斗，可对手是谁呢？是庸见、是陋习、是一些教条和陈规。他好像陷入了无物之阵，就像当年的鲁迅，单枪匹马和这个“世界”对着干。但是，平心而论，对真正热爱中国文学的人来说，谁能否定他的真诚呢？你又怎能不佩服他的勇气呢？从根子上为文学找病症的人，当今有几何？我相信，比他洞明的大有人在，可是，有勇气说出来的却少之又少，葛红兵就是皇帝新装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如果，我们不仅和这个世界不合，我们和自己也不和，就像葛红兵那样。我想，我们就不会当心自己被异化，不会当心我们生活在一个异化的世界。恰恰，这才是我们的世界最需要的。

　目录：

第一辑  像孩子一样说真话

在自然中领受孤独的乐趣 

海子所歌唱的自然跟梭罗有异曲同工之妙 

追寻一个人的江湖 

我和这个世界意见不和，而残酷的争端才刚刚开始 

农民是对我最大的赞美

像那个小孩一样，把真话说出来就行了 

“乖孩子”、“好孩子”是大人们的精神鸦片

想象的权力、试错的权力、质疑的权力：人的基本权力

童心、爱心、好奇心 

你想要什么？你想干什么？

摘掉中产阶级眼罩 

颓废有时是斗士之剑 

那个非人的言语 

我如何才能目睹它 

第二辑  童年的意义，要经过反复发掘才能知道

童年的意义，一个人的一生要经过反复发掘才能知道 

我曾经试图成为一个诗人 

把自己锻造得更像一个城里人

我们有没有说尼采作秀

母爱和父爱不值得歌颂 

写作和生活一样都需要实验 

第三辑  快口评天下 

鲁迅：被误读的大师

钱钟书：被神话的“大师”

金庸：被拔高的“大师”

中国文坛对王小波不公平

沈从文对我们思考文学家在中国的命运有帮助

莫言及其待解问题

刘醒龙：文学能给乡土什么

王朔：我不能走向自己的反面 

第四辑  “永恒”留在原处        

“永恒”留在原处，我们将随流而逝 

小说是命运的礼物 

对于人来说，死比爱更本质

情色已经退却，只有冷酷的激情 

我要写出路遥式的作品

文学不会死亡，因为文学不需要出路

真正的学者应该是时代的良知，只会为内心的“真理”写作

我相信这个时代对文学和艺术的理解力

巴金象征了中国人的“求真意志”和“忏悔精神”

人是在死亡之路上挣扎的动物

我是那只叫DAN的猫

我应该在更高的层面上透视命运

环境只对生存有意义，对思想没有意义

写作可以安慰人的灵魂 

呼吁“批评的宽容”

我的爱情观：不应为个人幸福而结合

第五辑  中国思想的底线      

启蒙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架构，也改变了我们的知识、信仰和感情

想象的异国：谁制造了我们对异邦的想象 

心理过程：想象异邦 

走出国门的人：双重的想象 

阅读中的异邦：思想建构起来的“神圣”之塔

强烈的感情：在“此国”与“彼国”之间

谁在传播关于西方的知识

中国人的“西方学”

西方的外表/西方的内核 

封闭的视角/开放的视角 

西方人看中国

中国人看西方

内容节选：

　　“乖孩子”、“好孩子”是大人们的精神鸦片

　　我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我对少儿有了解，我知道中小学课堂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大学里教书，接触很多大学生，在我看来，他们是不健全的，尤其是在思想和感情上，根子在哪里呢？在中学、在小学的课堂上。

　　我为什么要写科幻小说呢？我想看看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和中小学里的朋友说几句知心话。有的人说，你这么年轻，已经做了教授了，还写什么小说呢？我是为人工作，不是为职位工作，幻想是个载体，通过这个幻想，我可以和你们这样的少年人交流，它可以让我跨越年龄。我要告诉少年朋友，想象力很重要，比“对和错”还要重要，我要告诉少年朋友，科学意识很重要，不要单单只有“技术”意识，把科学当成工具，那只是“技术意识”。

　　……

　　我们从小被要求做乖孩子，在家里家长这样要求，在学校里老师这样要求。我们的课堂上，老师是神，是真理的化身，对错的标准。上课的时候手臂别在后面，只听老师说，不能自己说，老师是权威，我们在课堂上不能随便插话，不能随便回答问题和提出问题，我们不能在课堂上犯错——回答错了要受老师的批评甚至责骂，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怎么能培养出想象力丰富，有质疑、探索精神的学生呢？这样的课堂只能培养老师的虚荣和自信，不能培养学生的自信。

　　想象的权利、试错的权利、质疑的权利：人的基本权利

　　人没有想象力、试错的权力、质疑的精神，怎么行？人没有幻想是不行的，没有那个摔死的想飞的人，人类就不可能登上月球。我要对少年读者说：你有多大的想象力，你就会有多大的成就，“你想象水，地上就会有水”。我写科幻小说，就是要给他们一个想象力的模本，50年，100年以后我们会是什么样子？我但愿大家有机会分享我对这个世界的想象。

　　……

　　我为什么要写科幻小说？我要大家建立的是“科学精神”，而不是“技术精神”。科学是一种比技术更为本质的人类精神。为什么“五四”以来我们一直在喊“科学”救国，但却不成功？因为我们把科学当成了救国的工具、致富的技术。清华大学有个刘海洋，用硫酸水喂熊，他说，他要试验一下看黑熊喝了硫酸水后有什么反应。他的同学为他辩护说“刘海洋是在做科学试验”，这是典型的对科学的亵渎。

　　童心、爱心、好奇心

 我对我自己说我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教授写作，我要作为一个曾经的小学教师、中学教师为学生写作，我要用童心、爱心，用好奇心、想象力写作，把这些重新给孩子。严酷的技术主义教育已经走向极端，而人文主义的教育却是如此缺乏，这只要我们看看，中小学生家长和教师只鼓励孩子读教科书，反对甚至禁止孩子读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的情况，就知道了。我要反对技术主义，希望孩子们热爱的是科学而不仅仅是技术；反对功利主义，希望孩子们能用人文眼光看待世界，我尤其重视想象力……

科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人，是整个世界。是让我们更加爱人，更加爱地球，爱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不是让我们变得更残忍。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了这一点。我在小说中提醒我们的少儿读者要注意这一点。我们制造了机器人，但是，我们只是把它们当成工具，没有把它们当成朋友，我们的工具迟早有一天会反对我们，因为我们压榨它们，我就写了机器人反过来统治人类；但是，我们的朋友是不会反对我们的，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把一切当成我们的朋友，我们把大自然当成我们的朋友，大自然就会给我们馈赠，不会戕害我们。现在呢，我们没有把大自然当成朋友，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迟早有一天，会找不到星星，因为空气污染了，天空灰蒙蒙地一片。我们把黑熊当成我们的朋友，黑熊就不会灭绝，它们就能给人类带来生物多样性，这个世界就会非常丰富、有趣。对待克隆人也是如此，我们如果是出于实验的目的，出于自我繁殖、自我复制的自私目的制造克隆人，那么便会给克隆人带来无尽的痛苦。

我在我的科幻小说“未来战士三部曲”中写了一个故事，人类把太空世界想象得过于黑暗，总觉得外空的太石星人会来抢占地球，于是，他们制造了一艘飞船炸弹，飞船只要接近太石星便会自动爆炸，实际就是自杀性炸弹了，但是呢，人类不告诉飞船的驾驶员真相，他们怕这些飞行员反悔。他们让这些飞行员蒙在鼓里，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当炮灰。结果呢？太石星人很友好，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敌人并不那么多，倒是人类自己对自己人非常残忍。科学是和人道结合起来的。九一一事件，那些参与劫持飞机，撞向经贸大厦的人，他们会开飞机，是不是就是有科学头脑的呢？不是，他们只是懂了开飞机的技术，根本不能说懂科学。相反，他们是在用技术亵渎科学。

　　农民是对我最大的赞美

    生我的时候，正好是1968年，我父亲觉得非常热烈的时代就要来了，希望用他自己的孩子来纪念这个时代，所以给我取了一个很有时代感的名字——葛红兵，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名字给我的暗示很重要，就是信念，要有战斗的精神，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它，我用这个名字直到现在，也将永远用这个名字。

　　……

大学的时候我是特别自卑的，因为我身上带着非常沉重的土气，黝黑的脸庞，因为我特别喜欢夏天在阳光下跑，我喜欢那种激烈的、刺激的阳光，在阳光底下晒得漆黑地去上学。城里女孩儿的连衣裙盛开在我的梦里面，使我摇摇欲坠。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跟他们是两个等级的，我要跨越这个等级，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我自己进行训练，我要把我自己训练成一个比城里人还城里人的人，结果矫枉过正。那个时候我讲话特别文明，一个脏字都没有。第二个，我着意训练我的普通话，那个时候我就说，我希望我是没有故乡的，因为每近故乡我都为我自己感到凄凉，但是，随着我真正的精神上的成熟，我觉得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

　　从那以后我开始认识到我的出身在我的血液里面，所以，我的精神那个时候开始回来，回到什么？回到我出身上来，我说，我永远是个农民！我坚定了这个东西。我说，我是个农民，叫我农民，这是对我最大的赞美。

　　钱钟书：被神话的“大师”

钱钟书是一个横贯了现代和当代的学者、文学家。目前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什么“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文化昆仑”，还有人创立了什么钱学。钱钟书也成了一尊神。他是通过学问而成神的绝少的几个人之一。评论一个文学家要看他在审美创造上对时代有没有独特的贡献，他有没有对一种语言的文学创作贡献出独特的什么图式。评论一个学者，则要看他在思想上对时代有没有做出独特的体系性的解释。从这个角度上讲，不论是对一个文学家还对一个思想家要求都是很高的。我想侧重于从思想角度来谈谈作为一个学者的钱钟书。学者有两类。一类是知识者，就是继承了人类以前的知识，然后传播知识，他自己虽丰富了知识大厦但没有奠定新的大厦。另一类，对世界有独特的解释体系，他们系统性地思考这个世界的始源问题，提出一种独特的、体系性的学说，因而称为建构性的思想家。钱钟书属于前者，他是知识大厦里的梳理人，又是一个传承人，但他没有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一个人物在中国当代获得了这样高的地位和评价，从正面讲我们可以肯定钱在知识上所达到的成就，但从反面讲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荒芜。20世纪中国思想史没有对世界思想史，甚至中国思想史构成新的冲击，没有可以鼎足独立的人支撑起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大厦。在这种情况下，钱钟书的被高评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悲哀。

　　王朔：我不能走向自己的反面

葛红兵：您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您的小说无论是在创作观念还是在语言上对当代文坛都有颠覆性，您的思想观念对中国当代社会也构成了巨大冲击，许多中国当代文学事件、中国当代一些重要思想事件也与您有关，比如“新市民小说”、“人文精神大讨论”，关于您的争论之广泛和持久，对于您的评价之矛盾和对立，在中国文坛上几乎前所未见，这一切甚至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坛独特的“王朔现象”。因特网上关于您的条目有9万4千多条，是一般中国著名作家的3到4倍。国内外对您的研究也非常之多，我看到的以您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不下10本，国内关于你的论文以及专著更多，总的来说，海外研究者对您的评价比较高，国内研究者许多人则低估了您的价值。在我看来，您（在文学领域）和崔健（流行音乐领域）构成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文化景观，代表了一代人的精神取向和价值选择。当然，这一切现在还远没有到给出定论的时候，不过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听听您对这一切的看法。

让我们从您自身开始吧。您在200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集自序中提到“这几本书都是10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东西……”，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相信的”和“不相信的”都有什么？

王朔：一一说有点罗嗦，也没什么新鲜的。我这样讲其实是有感于自己的变化，有一件意外的、纯属个人体验的事情改变了我，可以说开启了我的视野，看到了很多古老的传说的东西，由不得我不信。过去我基本上还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现在似乎正在堕入虚无，这个下降还在过程中，一时我也说不清最终落在何处，希望不会落回原处，也未必。我正在写这个变化，也许几年后才能回答你的问题，我也不知道。

葛红兵：西方一些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者认为您的小说以“最现实的姿态”叙写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您写出了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您本人怎样看待这种评论？您认为您的倾向在什么意义上说是有代表性的，又在什么意义上说是没有代表性的呢？在我看来，许多中国读者对您是有误解的，因为您最最热爱的是笑谑，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我们甚至可以夸张一点说您是少有的充分掌握了“笑”的语言技巧，理解了“笑”的解构、抵抗功能的作家，您发现了“笑”这个游戏诸神的秘密武器。然而也正是在这点上，中国的读者常常是缺乏理解力的，他们不能理解“笑”的隐秘精神，常常把“笑”看成是市井气、流氓腔，对于您的“流氓作家”、“痞子文学”的评价可能也来源于这种误解,许多人被您的“坏笑”吓坏了或者迷住了，不能深入到您的内里，这方面中国最能理解您的可能是王蒙，他是个有智慧的作家，你说是吗？你能接受王蒙关于你的说法吗？

王朔：他当然是有智慧的作家，但是因为他称赞了我，甚至在某种程度连累了他，我也就不便公然回应，这会把我们同时降低到那些人的水平上。我更乐意回应批评者，因为那样无所顾忌。说来矫情，我确实怕听好话，哪怕是有保留的好话，可能是成长经历造成的吧，现在似乎也专有一类文章是这样的，前人提携后人，后人感念前人，都很真诚，说着说着就肉麻了就党同伐异了，每当看到这类文章我总要提醒自己，可别像他们那样。——挺不容易的。

我是在自己的生活氛围中写小说的，一直如此。写的时候纯粹出自私心，毫不也无从考虑发表后的效果。你讲的那些“意义”，我也没想到，从保持完好创作心态的功利角度想，我也不能重视这问题，那样会不由自主地为别人去写，试图影响别人的心灵。你说我有代表性，那我就要警惕了，我一直努力抵制别人的影响，不惜坚持幼稚的观念，我不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我觉得当作家最危险的就是当“代言人”的生理冲动，这样想的作家都走上了邪路。人只是表面相似，如果说我“写出了一代人的精神状态”，不如说写出了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精神是什么状态。这也涉嫌自夸了，如果不用“一代人”这类概念，也许就可以避免这类怎么回答都不对的问题。

你真的认为“痞子文学”“流氓作家”是误解吗？我倒是觉得这评价很准确。

葛红兵：一些评论家把您的小说归类为“新市民小说”（李劼），也有评论家认为您的小说叙写了“中国渐成的民间社会”（陈晓明），请问您个人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您自己认为您写作的姿态是“民间”或“市民”的吗？

王朔：我总不能说自己是“庙堂”的“贵族”的。应该是吧，“民间的流氓”“市民的痞子”。

葛红兵：谈谈北京吧。北京给了你什么呢？有人认为您小说的语言和结构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不过我不喜欢那些套用“后现代”概念的人，我宁可认为那些语言和结构特征是北京给你的，而不是什么“后现代”给你的，是北京的语言文化锻造了您的创作吧？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小说这种文体上，北京作家和外省作家不在一条线上，北京作家的语言感觉以及对叙事的理解和外省作家几乎完全不一样，北京作家有非常独特的小说“天性”，它直接构成了小说的腔和调（它不仅是一种语言方式，还是一种精神气质），这种腔和调外省作家永远不会有，余华现在也在北京，但是他不会有这个，现在看来这个腔和调哺育了您，成就了您，您得到了北京的地气。但是，也可能这个特质会束缚您，最近几年您在创作上的沉寂是不是和这个有关呢？迄今为止，您的小说大多还是以一个人为主人公，以一个人一生中的一个段落为框架的，为什么呢？您是否考虑过把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几代人的人生纳入到一个小说里，把多个人的群像作为你的描写目标，把现当代史的标志性事件作为主题或者直接就以“北京”作为目标加以关照？

王朔：我在北京，就不特别感到北京的特别。因为这个腔调对我来说是惟一的，所以我也无法改，不管这里有更大的自由还是更大的束缚。我这几年没东西是因为我在上述所说的变化中，可能还要若干年才构成写一部小说的基础。我写以前那些东西有30年的生活经验，这才几年，我不急。老实说我现在很否定我原来那些东西，现在一写，才发现原来有多不自由，为发表写作有多装腔作势，几乎笔笔都在伪装自己。说来惭愧，写了这么多年才发现发表是写作最大的束缚，放下这个包袱，立刻自由了。我一直在写自己的一生，这就够我写了。

葛红兵：您在《身后一片废墟》中说您不想再写那些与您无关的东西了，不想再为金钱、信仰、读者、社会需求写东西了，如果再写您将只为您心目中惟一的读者——您自己写作。《看上去很美》是不是您为自己写作的作品呢？看得出来，你很重视这部小说，可能读者的反映让你有些失望了。最喜欢您自己的哪部作品？为什么？许多读者凭直觉把您当纯情作家，他们最欣赏您的爱情婚姻小说，也的确您许多作品在这方面特点明显。看得出来，您对几乎所有的外部问题持怀疑态度，说您是个怀疑论者也许不过分的吧？但是，您却相信爱情。这一点和您作为反叛偶像的色彩很不协调。您自己是怎么给自己定位的呢？

王朔：《看上去很美》是我为自己写的，所以我不对读者的反应失望。我很高兴通过这部小说摆脱了一部分读者，没有读者想读者，读者太多太杂也是负担。

我写那些爱情小说时并不相信爱情，这是我伪善的地方，为读者写作就会有这样的结果。我是刚相信爱情的，就在前面我说过的那个变化中看到的，我这才发现我过去对爱情一无所知，还恬着脸写了那些爱情小说，真是欺世。如果有工夫，我会再写一次爱情的，不感人的。

　　我反叛吗？我怎么觉得我比谁都正常。过去那个中国太反叛了，反叛到人人荒谬的地步。

　　这句话真把我问住了，我从来没想过要给自己定位，大家不都在天天变化么？想好好看看自己立刻就感到头晕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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