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大的黯淡一天，2009年7月11日。

　　上午9点，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因心脏病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89岁。

　　几个小时前，北大教授、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两人在同一天逝世，他们都是山东人，研究领域都涉及哲学，任继愈的女儿曾经是季羡林的学生。有人说，这是双子星座的陨落。

　　季羡林1946年在北大开始在国内的执教生涯，任继愈略早，1942年在西南联大开始执教。他们是最后一批民国学人。

　　民国，那个战乱频仍却思想活跃的学术时代就这样随着学者们的离世而最终落下了帷幕。

　　季羡林的身后也有争议声，有人说他最后几年的文字，描写政通人和的居多，见人间疾苦的少。这并不奇怪，他最后的数年都在301医院的高干病房里居住。

　　当他最早忍不住开始重新回忆胡适、挖掘这位伟大学者的闪光点；当他扎实地写完那本80多万字的《蔗糖史》，一扫史学界整天忙于断代和争议农民战争的风气；当他在11年前发表《牛棚杂忆》的时候，他已经为这个民族做了许多许多。

　　真的学者并非一定要表情严肃、高不可攀，也需要金刚怒目、也需要菩萨低眉，季羡林就是一个非常真性情的邻家老人。

　　遗憾的是真性情的老人年轻时无法做主自己的婚姻事，晚年又无法决定自己的身后事：他希望自己能够被葬于最想念的母亲身边，也就是回到山东临清老家，但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国宝”。根据老人独子季承的说法：可能老人的骨灰将会分成三份，一份给八宝山，因为他是国家、是北大的人；一份葬在临清；一份葬在妻子女儿埋骨的万安公墓，方便子孙凭吊。

　　“无大志”日记反成励志书

　　在某网站上，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被网民当成励志书。这些日记写于上世纪30年代，时值季羡林就读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跟所有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此时的季羡林心气甚高，牢骚满腹，荷尔蒙过剩。

　　“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

　　“过午看女子篮球赛，不是去看打篮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

　　这些日记在出版时，编辑曾提出“做适当删减”，季羡林的意见是：一字不改。网民视之为励志书的理由是：“原来，同学少年都此般——想象现今著作等身，名扬海内的大师，当年也是和自己一样迷茫而无知，只不过经历了德国的几年博士，严谨治学，才终有所成。”

　　季羡林一直自称：少无大志，中无大志，老也无大志。按他自己的说法，其出生地清平（现为临清市）是山东最穷的县，他的村子是全县最穷的村，而他们家则又是全村最穷的家庭。季羡林回忆六岁以前，几乎不知肉味，没钱买盐，只能从盐碱地里挖土煮水腌咸菜。文革中有“革命小将”去临清调查季羡林的出身，希望能把他打成地主。季的同乡告诉来访者：如果开诉苦大会，季羡林是村里的第一名诉苦者，他连贫农都不算。

　　季羡林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在他六岁那年出现。远在济南的叔父把他从村里接走。因为季家在他这代人里就一个男丁，省城的条件自然更有利于把他培养成人，将来也能光耀门楣。

　　叔父对季羡林的教育十分关心。但在求学的很长时间里，季羡林一直很贪玩。“从来没产生过当状元的野心，对那玩意儿一点兴趣都没有”，下河捕虾捉蛤蟆才是他的最爱。课余时间他酷爱看油光纸石印的《彭公案》、《济公传》一类“闲书”。这些白话小说对季羡林后来的写作产生了一些影响，他酷爱使用“皆大欢喜”这个透着傻乐劲儿的词。

　　叔父对他的预期只是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做一个小职员而已。对此季羡林也并无异议。但在十五岁那年的一次考试，又让季羡林改变了对自己的判断。在这次期末考试中，季羡林竟考了全校第一名。校长王寿彭是前清的状元，他亲书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以表彰这位全校第一。他在题字中称“羡林老弟”，这个荣誉对季羡林影响极大。“由于这个偶然事件而改变为另一个人”，他开始觉得自己“即使不是一条大龙，也绝不是一条平庸的小蛇”。

　　荣誉感是激励这个狮子座男人的最好礼物。此后季羡林开始成为考试的冠军，在高中毕业时他信心十足地报考了北大和清华。而就在几年前的小学毕业时，他连重点中学都不敢报。

　　然而叔父家还是希望他能尽快抢到一只铁饭碗。在报考大学之前，季羡林报考邮政局，竟名落孙山。“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

　　爱的缺失

　　1929年，季羡林18岁，尊叔婶之命与济南女子彭德华结为夫妻。彭德华比季羡林大4岁，读过小学。这桩婚姻并无爱情可言，两人也很难有足够的沟通，这对于内心世界极其丰富的季羡林而言，是莫大的痛苦。1932年，已是清华学生的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五三惨案”刚过，我精神是受刺激萎靡到极至了。又失学一年（生平未曾失过学），在家里蜷伏着。同时，使我最不能忘的是我的H.（指妻子彭德华）竟然使我得到der Schmerz（德文：“痛苦”）的真味。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心里突突地跳——虽然不成的东西，也终于成了东西了。

　　“我近来对家庭感到十二分的烦恶,并不是昧良心的话。瞻望前途,不禁三叹。”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彭德华一直在这个家庭中默默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季羡林说，彭德华一辈子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小说，也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信，她更不可能了解丈夫的研究成果。但彭德华尽孝道，且对丈夫绝对忠诚和服从。季羡林曾说：“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德华应当榜上有名。”

　　193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两年后他们又有了一个儿子。季羡林在同年远赴德国留学，一别便是十年。1946年季羡林回国，第二年夏天才坐飞机从北平来到济南。季羡林的外甥在文章里写道：有一天看到一位“叔叔”走进屋里，摸了摸他们的头，然后进了里屋，听到里面一片嚎啕哭声。

　　此时内战已全面爆发，叔父有病，孩子要上学，季羡林没有把家眷带回北平。直到1962年叔父去世，婶母同妻子才从济南搬到北京，季羡林的独居生活得以终结，一家人终于可以长时间团聚，但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在他们的成长中，父爱是缺失的。

　　季羡林自认为性格内向。到晚年写自传时季羡林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缺少母爱。季称父亲是一个游手好闲挥霍成性的人，他自然不会对其抱有太多好感。六岁离开老家时，季羡林最舍不得的就是母亲，初到济南他痛哭一夜。年幼的季羡林寄人篱下，“我能躺在一个非母亲的人的怀抱中打滚撒娇吗？这是不能想象的。”

　　1936年7月11日，季羡林写了一篇《寻梦》，开头一段是：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季羡林在德国的房东欧朴尔太太，比季大二十五六岁。这位德国家庭妇女具有全世界优秀女人的美德：勤快，善良，和蔼。每天晚上，欧朴尔太太把自己一天的经历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季羡林说，季对她的“婆婆妈妈”的事情也并无兴趣，但他对此却没有拒绝。季羡林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在十年朝夕相处中，两人从未有过任何矛盾。“她不知为我操了多少心，共过安乐，也共过患难。回忆起她来，就像回忆一个甜美的梦。”

　　季羡林在散文中很多次写到过“梦”，他的内心是个梦幻的世界。季羡林的学士学位论文《现代才被发现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用英文写成的，季的助手蔡德贵评价这篇论文说：里边半是想象，半是学术探讨，幻想力很强。季羡林后半生研究的印度，则是个极善幻想的民族，有较其他民族丰富得多、深邃得多的幻想力。

　　多情善感季羡林

　　遇到无能为力之事时，季羡林就会“真想到什么地方痛哭一场”——这样的说法在季的文集中出现不下十次。季羡林承认，在感情上他是异常脆弱的。1992年，他家附近的一条幽径上，燕园内仅存的一棵古藤萝被人砍伐，为此他痛心疾首而掉泪。在《幽径悲剧》中他写道：“从此以后，我最爱的这一条幽径，我真有点怕走了。我不敢再看那一度悬在空中的古藤枯干，它真像吊死鬼一般，让我毛骨悚然。非走不行的时候，我就紧闭双眼，疾趋而过。心里数着：一、二、三、四，一直到十，我估摸已经走到了小桥的桥头上，吊死鬼不会再看到了，我才睁开眼走向前去。此时我简直是悲哀至极，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来欣赏幽径的情趣呢？”

　　民间有言：男不养猫，女不养狗。意为养猫者须感情细腻、温柔。北大人都知季羡林爱猫，他从家乡临清带来四只活泼可爱的白色波斯猫，白天为猫做饭，晚上与猫同眠。季羡林有一条戒律：即便是猫儿在稿纸上撒尿，也绝不打小猫一掌。季羡林半生患神经衰弱失眠症，睡眠不好。有时半夜醒来，看到猫儿睡在他的双腿上，“又酸又痛，但我总是强忍着，决不动一动双腿，免得惊了小猫的轻梦。它此时也许正梦着捉住了一只耗子。只要我的腿一动，它这耗子就吃不成了，岂非大煞风景吗? ”（《老猫》）

　　留德期间他有过一段婚外恋情，他爱上了一位帮他打字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当时的情况是，如果季羡林与伊姆加德结合，留在欧洲任教，这对于他的学术研究而言是个好消息——这里有丰富的梵文资料，而中国当时谈及印度学的书刊几乎没有。他意识到这是关于感情和事业的双重选择：“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

　　季羡林在回国前曾接受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但家里境况超出了他的想象：叔父年迈多病，早已不能工作。续弦的婶母每日摆小摊卖香烟、炒花生和最便宜的糖果，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十几年未见的妻子，被穷困的生活折磨得老了许多。眼前的一切令他心如刀绞，“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

　　“天生的犟种不识相”

　　1946年季羡林回国，即受聘为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这个系主任一直当到1983年（文革期间除外），在1978-1984年间还兼任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对官场并无好感，“我最怕同人交际，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但是命运或者机遇却偏偏把我退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季羡林说的“交际”指的是官场交际。胡乔木和季羡林是同一年考进清华的老同学，胡乔木的职务越来越高，“文革”之后，胡乔木多次走访季羡林。季羡林却一次也没有回访过。“我很怕见官。”季羡林说。但胡乔木逝世后，季羡林特撰《怀念乔木》一文，追述他们相识、相知的往事。季羡林承认，在他生前，刻意回避；在他去后，却不胜怀念。他回避的是逢迎，怀念的是真情。

　　诗人臧克家的女儿叫苏伊，先前在一家工厂上班。臧托季羡林为苏伊在东语系谋个职位。臧和季是中学校友、山东老乡，俩人40年代即在上海相识。当时季羡林已是北大副校长，他答应了臧的嘱托，让苏伊来考试。苏伊到了考场才知道，要考的竟是《大唐西域记》。季羡林说：要来我们东语系工作，《大唐西域记》是基本书目啊。这样一部艰涩的古文经典,即使是许多大学毕业生都应付不了,苏伊是高中毕业,只好知难而退。臧克家并未因此心生芥蒂,仍一如既往地与季羡林唱酬往返。两人继续保持君子之交，直至臧克家去世。

　　季羡林内心有原则，自称“天生的犟种不识相”。曾给季羡林写传的弟子张光介绍：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在1992年就已写好，但直到1998年才出版。“本来可以出来说这件事的应该是很多人，但季先生等了六年，居然一个人也没有，他坐不住了，他觉得必须出来说这个事。”张光说。

　　但他也并非是一根筋往枪口上撞的人。“好汉不吃眼前亏”是他的另一原则。文革批斗时，季羡林对折磨他的造反派的态度是尽可能配合。当造反派在远处高喊“季羡林”时，他连忙“用上四条腿的力量，超常发挥的速度”，跑到前面的大院子里，等待审问。

　　他的刚和柔，都是从那十年里的皮肉之苦上学来的。德国十年，老师教会了他严谨治学和各种语言，文革十年，则磨炼出了季羡林的性格。让他的真性情里，稍微带上了一点人人可以原谅的狡猾。

　　本刊记者／张雄（实习记者苏枫、武国英、王洋、郑思思对此文有贡献）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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