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不起的中国人，迫切地想知道如何快速取得成功。这或许是“成功学”书籍持久热销的原因。可是，它们真的能带来成功吗？它们在宣扬什么样的成功？

　　“这个世界上，真有一种叫‘成功学’的学问吗？”

　　这几年，类似这样的讨论，在图书策划人卢国俊和他出版界的朋友之间，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九十年代初期，以“卡耐基经典系列”热卖为开端，中国人开始进入读“成功学”的时代。现在，十多年过去，市场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

　　读者喜欢成功学。从首都机场T3航站楼书店，到乡镇地摊儿，穿皮鞋或者胶鞋的都会把手伸向《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时评人石述思在《为什么那么多人痴迷成功学》一文中写道：“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商界准精英们投身其中，在一种人为营造的集体无意识中不能自拔。”

　　他将这类成功学比喻为“红丸”——古时皇帝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而服用的丹药，“刚吃下时可能红光满面、状态好得能每晚连幸数妃，但结局都一样——暴毙。”

　　“其实，中国人喜欢的是成功，”卢国俊又补充了一句，“其实背后是更害怕失败。”

　　热浪

　　1998年12月中旬，人们惊奇地发现中央电视台开始在在黄金时段——《焦点访谈》播出前播放一条特殊的广告。

　　广告里，在一个巨大的图书模型前，著名电影导演谢晋拿着一本封面为黄色的书，说：“《学习的革命》，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孩子的一生。”

　　《学习的革命》是一本关于学习方法的书，由美国人沃斯和新西兰人德莱顿合著，作者颠覆了以往的学习理念，力求在最短时间里获得最大效益和最佳结果。

　　北京科利华集团出版了这本书。出版之始，科利华集团就对外宣布，将投资一亿元，推广发行1000万册《学习的革命》。12月12日，第一次印刷的500万册在全国范围内同一时间隆重上市。科利华集团同时出击30多个大城市举行巡展活动。

　　“它让中国读者第一次有了‘成功励志’的图书概念。”卢国俊说。

　　这本总共524页的书，右页是正文，左页是名人名言、读者文摘之类，十几个字甚至几个字就占一页。

　　当时，曾有媒体记者到美国最大的网上图书销售站Amazon.com查阅该书英文版的销售情况。从1997年初就在美国上市，历经两年，《学习的革命》在Amazon.com卖了不到两万册，用畅销书的标准来衡量可以说业绩平平。

　　可《学习的革命》带来了中国“成功励志”的热浪。值得一提的是，《学习的革命》出版后，一部叫做《学生的革命》的三卷本也横空出世，声称是一种“源于美国风靡台湾的快速学习法”。

　　这股热浪在不断强化。《人性的弱点》、《谁动了我的奶酪》、《把信送给加西亚》等销量巨大的励志类读物不断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2009年，是“职场成功学”的鼎盛之年，以《杜拉拉升职记》、《浮沉》为代表的职场成功学书籍大火。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裁员”和“自保”成为职场两大关键词，《杜拉拉升职记》这样的小说，迅速被披了件职场必读的外衣。

　　“图书和社会状态，有着紧密联系。”这种热潮很容易让卢国俊想起2000年左右的IT热时，IT类图书也跟着大火爆的情形。当时，市场主力图书是计算机类图书，全国六七百家出版社，至少有500家在做计算机的书。

　　在“成功学”热浪席卷中国的最初几年，学生尤其是高校学生是一个巨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需要从这些书里汲取营养，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挑战。后来，上班族、企业高管、政府人士等纷纷加入读“成功学”的队伍，成功学的读者群体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出版人潘良看来，“(这)说明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内心不够强大，需要凭借外力去推动自己成长。”

　　可悲

　　一个得到业界认可的事实是，成功励志书的门类很多，可总体方向有两个：一个方向是向外的，多数着眼于追求成功，适合工作上提升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另一个系列是向内的，是面向读者内心，强调修养的。

　　还有种更简单的分类：国产的和外国版权的。

　　卢国俊说，从书名上大致可以分辨出究竟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成功学。类似于一个什么人的发财记、年薪百万的秘密、圈子决定成功之类的书，基本上都是国内的成功学书籍。而类似于“正能量”、“当下的力量”之类的，则大多为外版成功学。

　　“国外大多都是从提升自身出发，而国内则更多从外部出发，看重与外界的联系，”卢国俊总结说，“归纳起来就是几个经常占据封面的大写词语，圈子，关系，人情。”

　　2008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新智慧学家史蒂芬·柯维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结果引发了一阵跟风热潮，类似“十大性格”、“八个诀窍”这类标题的成功学书籍层出不穷。

　　“这也是中国人的‘成功学’。”卢国俊说。

　　去年年底，卢国俊接到了一个让他兴奋的电话。

　　电话来自台湾“综艺天王”吴宗宪的经纪人。经纪人说，宪哥的公司想在大陆发展，想要在大陆出本自传，配合宣传，讲讲人生故事。

　　卢国俊心里一阵激动：“宪哥可是红遍华人世界啊，出自传是美事一桩。”

　　励志人生，卢国俊与经纪人就书的方向达成了一致，可具体到怎么做书，两个人有了分歧。“宪哥没时间写。”吴宗宪经纪人的提议直截了当：找个高质量的写手，定个地方，顶多一个星期，宪哥把做过的事情说一说，剩下的事情交给写手了。

　　这样的提议，卢国俊听来并不陌生：“国内成功人士的成功学的书，一类是自己动手写，第二类是派一个写手，带着录音笔，与成功人士对话，可能对话时间不超过10个小时，第三类则是定下选题，不打招呼，狂搜资料，写手狂写，书出来了，当事人都不知道。”

　　业内的普遍共识是，第一类的成书方式绝对不超过10%。

　　对于经纪人的提议，卢国俊难以接受。不过，他也理解：“吴宗宪出席商业活动可能至少30万起步，谁还费劲巴力地写书？”

　　即便这样，卢国俊还是找了几家相熟的出版社，想把这本书做成，因为“肯给你一个星期，说自己故事的成功人士也不多”。

　　吴宗宪的书，卢国俊遭到了拒绝。

　　“有好挣的钱，干嘛挣难挣的？”出版社拒绝的理由，在他的预料之中：版税太高，成本太高。

　　卢国俊接触了很多类似的写手。一个写手写20万字的书，先是搜大约80万字的资料，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书里的还是网上的，“所以你会在不同的成功学书里，看到相同的桥段”，再就是和策划人一起定目录，目录定好后，就是乾坤大挪移一样地复制粘贴，慢手两个月出三本书，快手一个月出三本书。

　　没有电脑之前，流行的攒书方式是“剪刀+浆糊”，现在则是“复制+粘贴”，“负责任的写手会变换角度使用案例，不负责的直接糊上了，攒书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只要价钱合适，写手都敢答应3天出20万字的活儿。”

　　“写手今天写经济，明天写言情，后天写凶杀，保底价是千字八十，读着这样出来的书，怎么成功？”有时候，卢国俊想到读者捧着攒出来的书激励自己的样子，会觉得“实际上很可悲”，“如果读者知道了，这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比传销还激烈”

　　在围绕是否真的存在“成功学”的讨论上，有人说，成功学的书和一度很火的养生学的书，从读者追逐层面上看，没有什么区别，绿豆、茄子和活泥鳅可以治病，成功学的书，不管是心理学、厚黑学，还是营销学、管理学，总会沾上那么一两样，满足人们速成成功的欲望，也并非一无是处。也有人说，你见过一个靠学成功学获得成功的读者吗？倒是靠讲成功学赚得盆满钵满的成功学大师有不少。

　　“一个人一年讲课，少的收入几百万，多的一年讲几个亿的利润。”卢国俊和朋友们说的是在各个机场高声讲授《易经》、《论语》等国学的“培训大师”。

　　卢国俊曾经与上述大师之一有过接触。大师隐晦地表示，时间紧张，写书的可能性不大。大师助理则干脆地说，老师的日程已经排到两年后了，现在主要精力在演讲上，演讲半个小时几十万到手了，码字得多长时间。

　　后来，卢国俊在机场看到这个“大师”的演讲视频，顿时泄了气，“说是要以最短的时间帮最多的人成功，纯粹就是一套洗脑的东西。”

　　其实，有些时候，这些专业的出版策划人，也并不能完全搞懂成功学的书为什么会长时间地受追捧，以及人们为何对千字八十块钱攒出来的书没有分辨能力。

　　卢国俊的一位朋友曾经专门去浏览某一专门贩卖成功学的“大师”的网站，他发现，在交流区里，数万名成功学爱好者在里面不分昼夜地讨论成功、赚钱、升迁，相互之间激励，语句里透露着亢奋，“比传销还要激烈。”

　　“之前总是担心没有市场，后来慢慢想通了，骗子多，傻子更多，所以骗子总能得逞。”一位出版人自嘲道。

　　卢国俊用了刚刚结束的伦敦奥运会举例：“这个社会的导向不正确，像对奥运金牌的追逐，大家都关注金牌是谁，写银牌的不多，写铜牌的更少。”

　　“全民都在盯着‘成功’，”在卢国俊看来，这就是一个庞大的需求，一个庞大的社会心态，“这种群体性的社会心态不改变，读‘成功学’的中国人就会越来越多。”

　　背后的功利主义

　　机场，是观察“成功学”在中国流变的一个重要窗口。

　　首都机场报刊投发零售公司原市场部经理郭瑞泉说，成功励志类图书出现在首都机场报刊图书市场上，大致是在2000年左右。郭是首都机场期刊渠道创建者之一。

　　据他介绍，机场期刊渠道大致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起初主要品类为旅游图书画册，到了90年代初，时尚生活类期刊图书则成为了首都机场的主流。

　　在郭瑞泉看来，成功励志类图书在机场的出现，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改革开放后，发财致富很正常，到时候了。”

　　在他的记忆里，刚开始卖得最好的是有关卡耐基的书。实际上，卡耐基人际沟通和口才学方面的书籍进入中国，最开始在大学生中很有市场，被奉为提高沟通能力和演讲技巧的经典。而卡耐基的书在机场的流行，则说明整个中国有了对于成功的旺盛需求。

　　2010年9月底，媒体报道负责首都T3航站楼书店经营的中信书店，撤下所有质劣价高、内容雷同的成功类、管理类书籍，取而代之的是各类畅销书和200余种期刊。

　　实际上，中信出版在六个月前才接手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14家书店的经营。

　　据中信书店事业总部执行总裁陈非介绍，过去，机场书店的顾客主要集中在私营企业家和公务出行者。因此，书店主营的两类书籍主要是管理类、成功学书籍和讲述官场轶事的小说。“现在，超过50%的顾客都是普通白领和高知阶层。”陈非说，机场乘客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新的顾客群。

　　中信书店表示，成功励志类图书从前期开始整体销售占比就不到5%，之后经过持续的结构优化与品种精选，相关品种不断减少。

　　可这并不意味着成功励志类出版物在机场的受冷。

　　从2000年培训行业兴起后，机场书店出现了以讲授管理学、国学、易经等的“培训大师”的系列出版物，到2005年左右形成一定的体系与规模，受到众多旅客追捧。

　　据中信书店提供给《中国周刊》记者的数据看，近几年该类商品占中信书店整体销售的8%—10%之间，表现比较平稳。不过，中信书店方面强调，“该类产品也从未被列为一个专门的品类进行重点关注，仅有少部分的精品引入。”

　　“‘成功学’三个字，已经越来越少出现在宣传中，甚至是避讳，”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图书出版人表示，“可这不意味着它失去市场，相反，这类出版物保持着平稳的出版态势，在绝大多数出版社的年度选题计划里的位置重要，有的出版社甚至专门有‘励志部’。”

　　在出版人潘良看来，成功学或者叫做心灵励志图书的畅销，恰恰说明了读者渴求改变的愿望。“这种初衷是好的”，可关键是现在泥沙俱下，读者难以从粗制滥造的出版品中甄别出真正适合自己的东西。

　　“很多国内原创的书籍，在宣扬人际相处中的厚黑学，或者推崇不理性的权谋和算计，通过利用他人谋取自己的成功等，这样教授技巧和攻心计的成功学读物可以说是糟粕，如果选择不当，自然会导致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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