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句评论，其实是在告诉读者，作者选取的故事并非在猎奇；这些故事背后的因素，即“过分自信、狂热心理、深深的自备感以及时而执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这些因素对日本现代史都产生过影响……”如此一来，布鲁玛的历史叙述就立刻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对这些因素的认知和理解程度，正是对日本故事、对日本近现代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本书作者的一些“眼光和原则”。这些眼光和原则贯穿全书，在叙述昭和史上的一件大事时，尤其让人刮目。
1936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主张天皇独揽大权，与主张文官控制的“统制派”相对）青年将校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兵变，试图杀害以首相冈田启介为首的多名政要，并占领皇宫。结果，财政大臣、教育总监等人遇害，而冈田侥幸生还，极具戏剧性。随后，裕仁天皇下令镇压，首谋者被处死，事件得以平息。不过，这场近代日本最大的叛乱事件，加速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化的进程：政府内的文官势力进一步被削弱，军部事实上掌控了日本的政治。这一年，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组成政治同盟。这些政治的大变局，自然是国民关注的焦点。不过，布鲁玛随即讲了另一个小故事：“一名叫阿部定的卑微艺妓在情欲大发之际勒死了自己的情郎。她被人发现在东京街头徘徊，包里装着情郎的阳具。”
这一故事的增添，使得历史叙述的画风突变，堪称神来之笔。在插入这一则故事前，布鲁玛评论说，“这桩奇闻将日本人的关注点从军政大事上转移开来”。诚然如此。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中，各种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大事，竟然比不上一桩“奇闻”、或者干脆就说“破事”更引人注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叙述风格是否是这位历史学家未言明的匠心所在，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倒是丰富了我们对历史与人类事务的理解。青年将校们以生命相许的爱国事业，不过就是历史风中的一缕青烟。
读者，或者说“我们”对故事的认知和理解，就是对日本自身的认知和理解。“我们”才是问题。
故事没有结局？
其实，“世上没有‘日本’，只有反射之反射”，这句话并不仅仅适用于日本。“黑船来航”时的美国，也不是我们当下认知当中无所不在的美国，而是一个正处于高速成长进程当中、且因废奴问题即将爆发内战的新兴国家，说不上有什么羽翼和牙齿。如果说当时日本人的行为“创造”了日本，他们同时“创造”了美国。这一点为此后的历史进程所证实：1941年12月7日针对美国的袭击，既创造了日本史上的一个新事实，又根本改变了美国对世界秩序以及世界战争的立场，并直接导致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后国家的存在样式。
我们今日面对的美国，就是无数“反射之反射”后的美国。
起初，日本在应对19世纪中后期美国等西方势力时，进退有据，可谓有历史的眼光有原则。让人遗憾的是，日本精英的那种“眼光和原则”随后逐渐消失，最终投入到与世界为敌的战争当中。日本自身的行为塑造着世界秩序，从而反过来再次“创造”了日本。在1920年代，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年间，日本采取了与英美秩序进行协调与合作的外交政策。近卫文麿在当时的政治论辩中曾说，虽然“以英美为主的和平主义”带有欺骗性，但试图以日本为主的“东亚新秩序”取而代之，从国际上看更缺乏正统性。这是现实主义的看法。在19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美两国爆发经济摩擦后，出于各种考量，日本选择了协调（参见五百旗头真主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
在1960年代的日本，人们的观念因日美关系而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和冲突。不过，政府层面上追随美国的政策，却一以贯之。这并非仅仅源于两国安保条约的束缚。1964年出任首相的佐藤荣作的一段话，表明了日本的一种认知。佐藤说到：“每每日本与美国背道而驰，国家就会蒙难；每每两国通力合作，日本就会昌盛。因此，我的方针就是与美国充分合作，确保世界和平。”本书作者布鲁玛捕捉到了这一说法的某种奇特性，并认为他是在最敏感的问题上“打太极”。真是这样吗？
这种大线条的历史叙述，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叙述者的另外一种眼光与原则。
在本书的结尾，布鲁玛提到了最后一个故事：在2002年早春作者伏案写稿时，“日本人曾屡次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们希望黑船再杀回来，打破封闭的政治体制”。不过，布鲁玛的期待却是：日本人解放自我，真正和黑船告别。这是作者的原则还是外交辞令？如果像麦克法兰说的一样，世上本来就没有“日本”呢？
在写下这一故事之前，他对于当时日本民族主义死灰复燃的原因，进行了评论：“一方面，日本的思想文化处于左右两派教条的夹缝之中，有些发育不良；另一方面，当权派执拗地将眼光局限于经济增长，有意扼杀政治辩论；除此之外，还要算上日本对美国婴儿般的依赖。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战后时期是不会终结的。”日本的故事，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即1853年日本面临的“美国问题”。布鲁玛的日本故事不禁让人感到阵阵纠结。当然，这非但是故事讲述者的问题，更是考验故事听众的“眼光和原则”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