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晓辉：关键还是要独立，有自己的声音。社会分两个层面，一个是面向公共事务的，一个是面向私人事务的，应该在两个方面都有充分的发言权，如果只能面对私人事务发声，不能讨论公共事物，自然就很难出现榜样，即使出现了榜样，人们也会更多从私德的角度去衡量，结果是哪个榜样都站不住。如果没有榜样，则社会想自我提升，也没有方向。

　　北京晨报：能举个例子吗？

　　郝晓辉：比如说韩寒事件吧，求真当然很重要，但一定要把边界搞清楚，有些内容属于隐私范围，这个就不能放到公共领域中去讨论，我们有时很有趣，对公共问题很少去追问，很少拿出不得出真相决不罢休的精神，对私人问题却吹毛求疵。这一方面是文化问题，从历史上看，我们缺乏尊重隐私权的传统，另一方面是利益衡量的问题，追问个人代价比较小。

　　警惕非此即彼思维

　　北京晨报：既然选择去当公众人物，就要付出部分隐私权的代价，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吧？

　　郝晓辉：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我也同意。但我们也要警惕这样的危险，即将批判思维无限扩大，批判思维是理性的基础，但理性本身不能构成价值，不能用它来判断一切事物。在历史上，理性思维的僭越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夺走了上亿人的生命，我们是理性的人，但更是有价值底线的人，失去了任何一维，都有可能走向偏颇。在现代化的大潮中，中国是后发国家，应警惕走入盲目崇拜理性的误区，因为我们对理性主义的负面影响没有深刻的体会，看到的只是它好的一面。至少在当下，科学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在面对有的问题时，一定要谨慎，要坚守尊重人的前提。以“抄袭”来说，要么抄了，要么没抄，非此即彼，可当下就做判断，万一判断错了怎么办？它对人的伤害已经造成了，难以挽回，所以我认为，宁可暂时放过，也尽可能不错判，而不要走到“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的死胡同中。鲁迅先生也曾被诬为“抄袭”，这件事让他终生耿耿于怀，今天我们正致力于建设一个更文明的社会，应尽可能避免类似的伤害。

　　调整心态至关重要

　　北京晨报：我们的社会更多元化了，励志人物反而少了，这是否有点奇怪？

　　郝晓辉：励志人物仍然有很多，只是他们的影响变小了，大家不太知道了而已。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有更多的平台，更多的发声机会，其次，我们也应调整心态。

　　北京晨报：您说调整心态，指的是什么？

　　郝晓辉：应该看到，以往励志人物身上往往承载着时代的使命，功用性特别明显，他们首先是时代特色，其次才是他们自己。在高速发展时期，这是必要的，但在多元化的背景下，情况就应不同，在今天，励志人物的涌现不应该仅仅是对社会有贡献，更应是不同价值的体现。比如慈善、修身、环境保护、保护传统等等，只要我们不把不同价值看成是异己，或者是对我有用就提倡，对我没用就忽视，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励志人物涌现出来。总之，要去除功利心态，平等地倾听，中国社会是有创造力的，只要鼓励大家去创造，就必然会走向繁荣，怕就怕只想让别人听你的，却不想听别人的，甚至不允许别人自说自话，而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框架来保障。

　　年轻人依然有梦

　　北京晨报：不知您注意到没有，今天许多年轻人更现实，不太相信梦想。

　　郝晓辉：可以理解，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竞争压力太大，在本应该培养梦想的年龄，他们不得不为学业和考试而忙碌，如果按正常收入，他们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实在太难了，难免会有些灰心。相比之下，我们迈出大学校门时，压力没这么大。不过年轻人也应该理解，每个人都不容易，每一代人都不容易，大家都有困境，都需要不断跨越难关，没有梦想并不能增加你的成功机会，而有梦想，虽然会有挫折感，会有些迷茫，却能给自己一个清晰的自我，不至于麻木和失落。

　　北京晨报：回到林书豪的话题，您觉得这个励志故事给我们的启迪是什么？

　　郝晓辉：李开复(微博)在网上总结了十条，我比较同意。其实成功学原理全世界都差不多，也没什么更新鲜的东西，中国和美国每年都出版大量的成功学书籍，相信看过的人会很多，但真正做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一个社会，当年轻人都相信奋斗，相信用光明的手段就能获胜，相信真理一定会战胜暂时的邪恶，这就是有希望的社会，相反，大家都缺乏目标，浑浑噩噩，对公共事物漠不关心，只会窝里斗，能凑合一天就凑合一天，这就是危险的社会。其实我觉得今天许多年轻人依然有梦想，只是他们不太愿意表达而已，所以，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时间与支持。

　　陈辉/文

　　郝晓辉

　　作家，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著书《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我所知道的末代皇后》、《勾栏胭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