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贵报记者海田撰文推介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昆虫记》十卷全译本。文中特别提到在中国最早介绍法布尔和《昆虫记》的周作人，曾“羡慕有这样的好书看的别国少年，也希望中国有人来做这翻译编纂的事业”。海田文称“2001年1月花城出版社终于出版了译自法文本的《昆虫 记》十卷全译本，周作人当年应该没有想到，他的‘心愿’用了将近80年才被后人最终完成。”这无非是借“名人”推介名著，而且有“煽情”之嫌。

　　读这段文字使人很容易联想到鲁迅先生的杂文《名人与名言》，因为此文也评介了法布尔和《昆虫记》：

　　这也是一种现在的通病。德国的细胞病理学家维尔晓（Virchow），是医学界的泰斗，举国皆知的名人，在医学史上的位置，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进化论，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几回讲演，据赫克尔（Haeekel）说，很给大众不少坏影响。因为他学问很深，名甚大，于是自视甚高，以为他所不解的，此后也无人能解，又不深研进化论，便一口归功于上帝了。现在中国屡经绍介的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尔（Fabre），也颇有这倾向。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但倘无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样精到的观察，因为观察的基础，也还是解剖学；农学家根据对于人类的利害，分昆虫为益虫和害虫，是有理可说的，但凭了当时的人类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却是多余了。有些严正的科学者，对于法布尔颇有微词，实也并非无故。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虫记》十卷，读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

　　显然，鲁迅先生的评介是好处说好，差处说差。就在同一篇文章中，鲁迅先生还指出：“不过在社会上，大概总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鲁迅先生关于“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的观点，可以推广到名著，即“名著并不都是白璧无瑕”，因此，对名著的评论和推介，首要的是客观科学。对科学和科普名著的评介，一味说好，不加分析，其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海田文又说：历时80年，“最终完成”周作人“心愿”的花城版《昆虫记》全译本“封面和书中，没有煽情的广告词”。这不值一提。而“没有名家连篇累牍的序言，简单的‘内容介绍’之后就迅速进入正文”，则至少不是一种严肃和科学的态度，与编译出版全译本的初衷恰恰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