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及至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1842年，马歇尔出生于英国伦敦区一个朴实的中产阶级家庭，从小接受他那极为严厉的、期望他儿子能成为一个牧师的父亲的教育。但他背叛了他父亲的意愿，去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数学并获得学士学位，并被选为圣约翰学院教学研究员。但1877年由于他和玛丽·佩利——一个他过去的学生结婚，被迫辞职，因为当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研究员们要像牧师那样独身。随后，他先后担任布里斯托尔大学校长，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讲师和教授（那时，独身要求已取消）。他参加过英政府组织的政策咨询活动，还曾是1890-1994年皇家劳工委员会颇有影响的成员。1880年，他担任英国协会第六小组的主席，正式领导了创建英国（后改为皇家）经济学会的运动。1885－1908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也是英国正统经济学界无可争辩的领袖。
他于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被看作是与斯密《国富论》、李嘉图《赋税原理》齐名的划时代的著作，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英语国家）替换了古典经济学体系其供给与需求的概念，以及对个人效用观念的强调，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这本书在马歇尔在世时就出版了8次之多，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专著，多年来一直被奉为英国经济学的圣经。而他本人也被认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者，他的理论及其追随者被称为新古典理论和新古典学派。同时由于他及其学生，如J.M.凯恩斯，J.S.尼科尔森，A.C.庇古，D.H.麦格雷戈等先后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因此也被称为剑桥学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受到当时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亨利西奇威克的影响，正因为这个人对他在经济学及道德哲学方面的影响很大，马歇尔的学术兴趣逐渐由物理学转向了哲学和社会科学。于是，马歇尔的思想开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曾经他把西奇威克称为自己“精神上的父母”。后来，他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在酱主义制度下英国出现的严重的社会不公平，他感觉到，神学、数学、物理学和伦理学都不能够给人类带来“福音”，于是，他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经济学上面来，把理解社会现状的希望寄托在经济学的研究上，打算从经济上来分析社会不公平的原因，他把经济学看成是增进社会福利、消灭人类贫困的科学。但他的核心仍然是在证明酱主义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它可以自动地保持均衡，因而马歇尔最终还是成了资本主义的辩护人。
马歇尔两难
西方“革命”之后的19世纪末，“新古典学派”和“剑桥学派”的创始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根据对大机器工业实践发展的观察，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式的命题：经济发展可能要长期面临规模效益和竞争效益的两难选择。马歇尔提出：高效大型机器设备的广泛必然带来规模扩大，而规模扩大可以带来单位产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但规模经济造就的生产集中又极易造成垄断，垄断又会使经济丧失竞争活力。他认为，规模经济和垄断是难以分割的，社会要取规模效益，就得牺牲竞争效益；要取竞争效益，就得牺牲规模效益。这就是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中著名的“马歇尔两难”。
上海模式与“马歇尔两难”
2003年6月9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为大型集团———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揭牌，陈良宇在讲话中指出，新成立的锦江国际集团要瞄准全国乃至世界市场，把优势集聚起来，进行优化组合，充分发挥聚变效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在服务本地市场中，要引进竞争机制，充分发挥裂变效应，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希望锦江国际集团进一步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国有资产运作机制，把企业做大做强，更好地发挥国有资产的主导作用，为上海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新经验，扬帆远航，走向世界。
锦江国际集团的成立给本以风起云涌的中国饭店业市场格局产生震撼，引发业内为中国饭店业庞大低效的国有资产的前途命运更多的关注。在新形势下，中国饭店业，该如何选择自己的战略。
早在19世纪末，马歇尔在观察大机器工业时就发现，机器的使用带来的生产规模扩大既可以使单位成本降低，提高生产效率，但同时又可能导致垄断。后人把这一矛盾称作“马歇尔猜想”或“马歇尔两难”。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这个“两难”中摸索。西方发达国家多强调“竞争优先”，倡导自由市场与自由竞争。战后日本反其道而行之，日本政府通过选择“规模优先”的战略，形成后起国家的一种重要的“后发优势”，打破先发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先行者垄断”，促成了许多重要产业的兼并改组，使许多著名企业跻身世界排名前列。
世界在急剧变化。很多人曾赞誉：韩国的大企业战略是继传统的自由竞争、凯恩斯的宏观调控、日本的产业政策之后第四个市场经济发展的里程碑。而在亚洲危机中，韩国很多已经具备“世界级”规模的大企业接二连三出现经营危机，破产倒闭的不乏其例。而正是由于政府的干预保护而缺乏竞争与优化机制，导致韩国大企业内在缺陷无法及时暴露出来的致命伤。规模经济的确是获取国际竞争力的强有力手段。但规模经济所能提供的竞争基础只是单位产品成本降低，从而只是价格竞争的基础。而价格竞争不过是一种初级竞争。当前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已经发展到技术、质量、品种、档次、功能以及服务等多方面的竞争。
正因为如此，锦江国际集团成立引来的并非一致的赞许和掌声，在饭店业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作为政府介入主导的产物，人们用一种复杂的心理面对这样一种非市场化的行为。作为关注中国饭店业发展的业内人士，更多的是关注这种路径选择下的制度安排与资源整合后的运行效率。饭店业集团化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方式，必然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和利益预期。在新的制度调整面前，如何重塑合理的利益格局和正当化的利益预期，发挥集团化作为形式和手段的优势以实现“做大做强”并最终实现“国有资产主导作用”和“集团走向世界”等改革目标。这是饭店业集团化必须面对的制度。这个制度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产权制度安排的效率问题，即集团化进程中应尽量避免妨害效率的制度安排。毕竟，通过饭店业集团化“做大”规模也是相对而言的，与国际著名饭店业集团相比仍然差距甚远。
规模只是效率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原因。中国饭店业集团化进程需要理性的思维，需要超越“马歇尔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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