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周转率，即货币流通速度，是指货币在经济中的流通速度。也即一定时期内（如一年）货币在交易过程中从买者流向卖者、再从卖者流向买者这种循环往复的次数。 货币流通速度越快。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越少，反之则越多。
规律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周转率是均横不变的，因为它反映了人们在货币收支余额和支出之间维持平衡比例以保证交易安全的愿望。
货币的周转有时非常缓慢，在两次交易之间，它会在储蓄罐里或银行账户上滞留很长的时间。而在另一些时候，特别是在急剧的通货膨胀期间，人们会迅速地抛出货币，因而它会在人们的手上迅速地流转。货币周转的速度通常用货币周转率这一概念加以表述，后者是在20世纪初由剑桥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首次提出来的。
货币周转率用于衡量货币供应中平均意义上的每1美元在一年当中被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次数。相对于支出流量而言，当货币数量很大的时候，其流通速度就会很低；而当货币转手十分迅速时，其周转率就会很高。[3]
货币周转率的定义是收入与货币供应量的比率，即
V=PQ/Ms=nominalGDP/Ms
将货币周转率公式V=PQ/Ms改写：
MsV=PQ
即，货币数量乘以流通速度必然等于交易总量。
再改写：
P=MsV/Q=(V/Q)Ms
式中：k=(V/Q)
假定，货币周转率V短期内是常量，长期中是可预测的；货币供给Ms是当局控制的外生变量；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相等，即充分就业。则：k=(V/Q)在短期内接近常数，长期中逐渐有所增长。 [1]
主要有经济和心理两个方面，其中经济因素是基本的，包括：
①居民的货币收入水平和支出结构变化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收入水平既定，消费结构不会有大的变化。当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时，消费结构中用于高档消费品的部分会增加。在积储过程未实现购买力，居民持币率就呈上升趋势。这就会促成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
②产业结构及生产专业化状况的影响
不同生产周期、不同资本有机构成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重不同，以及社会生产的专业分工程度不同等，都会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生产周期长的部门，资金周转慢，其货币流通速度相对较慢；反之，则较快。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资金占用多，使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反之，则加快。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越细，进入市场交易的中间产品越多，生产效率越高，生产周期缩短，实现国民生产总值越多，流通速度就越快；反之，则较慢。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有这些方面发生变化，都会相应地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快慢不等的变化。
③经济单位数量和金融市场发达状况的影响
参与经营及收入分配的个人和企业数量越多，社会整体效益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就加快，否则货币流通速度就慢。金融市场越发达，商品交易之外的货币交易占用量越多,货币流通速度越慢;反之，则相对加快。
④财务及结算制度的影响
如一定时期中分多次支付工资，每项支付期短，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反之，则慢。金融业发达，能采用多样灵活的结算方式，减少资金占用时间,可以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反之，则慢。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心理因素主要是消费者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和对信用货币及纸币的信任程度。心理因素包括人们的支付习惯、消费心理、价值观念，以及对通货膨胀率、利率等变动的预期，还包括对政府的重大政策变化和其他政治因素的预期等。心理预期导致的行为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时甚至是很大程度上左右人们的储蓄和购买行为，从而影响货币流通速度。
上述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诸多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货币流通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难以考察和计算的变量。[4]
古典学派理论——货币流通速度是由制度决定的常数
凯恩斯主义——货币流通速度是变化的
现代货币主义——货币流通速度是相当稳定的
在1911年出版的《货币购买力》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对古典的货币数量论作了清晰的阐述。货币数量论最著名的交易方程式可以表示为：MV＝PY。那么货币流通速度V=PY/M。该式中，Y表示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总量，P表示一般物价水平，M表示流通中的货币量。费雪在这里认为Y总是维持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所以它在短期内是不变的，V是由支付制度、个人习惯等因素决定的，由于这些影响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所以在短期内可视为不变的常量，这样决定物价水平的是市场上的货币量。费雪方程式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说明物价水平的变动仅源于货币数量的变动，最大的特点是假定货币的流通速度保持稳定。
凯恩斯主义假定人们对货币需求出于3个动机：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他的实际货币需求模型是 Md/P＝f（i，Y），式中i表示利率，Y表示国民收入，即货币的需求是利率和国民收入的函数，把上式代入V=PY/M，其中M用Md代替可以得出：V= PY/M=Y/f（i，Y），该式反映出货币流通速度是实际国民收入和利率水平的函数。由于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1，因此货币流通速度随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实际国民收入增加，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同样，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水平呈正方向变动，其原因在于利率水平的上升，货币持有成本增加，货币需求就会减少，这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正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对收入和利率的变化做出有规律的反应，收入和利率水平变化又是事实，这就决定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
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否定了古典学派货币数量论关于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假定，它分析了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并得出，中央政府的货币政策影响实际的货币量，其中货币政策通过对利率的影响实现对国民收入的影响；财政政策首先通过改变货币总需求影响收入和利率，收入和利率又影响货币的流通速度，而货币流通速度又会影响国民收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收入水平增加、利率上升，这就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使收入水平进一步增加；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使收入水平减少、利率下降，这就减缓了货币流通速度，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它还证明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随利率的周期变动也是顺周期的，这样就否定了古典的简单货币数量论中财政政策无效的观点，为自己的财政政策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来看，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表明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用。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得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即现代货币主义，理论核心是证明“唯有货币最重要”，即货币量的变动是决定名义收入的唯一重要变量，在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分析和认识中，首要的是说明它的货币需求函数。弗里得曼认为，经济生活中，实际货币需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主要的是由恒久收入决定的。恒久收入是一种平均收入，在短期中波动的幅度并不大；在长期中，恒久收入是稳定增加的，货币需求也在稳定增加，所以实质货币需求函数也就具有相对稳定性，由恒久收入和货币存量所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是一个稳定的函数。
现代货币数量论的货币需求模型对货币流通速度的观点既不同于古典学派的简单货币数量论，也区别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模型，它认为货币流通速度虽然不是一个常数，但却具有稳定性，这一点与古典学派相近。现代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认为价格水平变动率与利率水平都影响实际的货币需求，但在影响程度的认识上产生了分歧。现代货币数量论则认为，虽然价格水平变动率与利率实际上会影响实际的货币需求与货币流通速度，但实证分析它们的影响是十分微小的，主要影响的是恒久收入水平。由于恒久收入水平在长期内是稳定的，所以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需求一样是相当稳定的，这样就自然地得出了和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十分相近的政策结论：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非常小，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是主要的。这就是货币主义者反对凯恩斯主义用财政政策干预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原因，也是两个学派的重大分歧之一，凯恩斯主义着眼于短期的经济波动，货币主义关注的是长期发展的经济环境。[5]
两者成正比关系,如果货币周转率(P)减慢10％,那要保持经济状态不变，货币供应量（M）就必须得上升10％。假设考虑到1％的人口增长，2％的生产力增长，2％的目标通胀率的前提下，还有5%必须依靠降低利率来实现。 PQ=MV [2]
货币周转率就是钱转手的速度，一个买家到一个卖家，再到另一个卖家的速率。M表示货币供给，V表示货币周转率，P表示商品价格，Q表示产量。把V简单的理解为货币乘数，当银行发行M的货币量的时候，其实际购买力为M*V。
假设货币的总购买力（总供给）=对产品的总需求（PQ），那么这个市场是均衡的，不存在利率的变化，即不存在货币乘数的变化。
利率的表达现在用的是一个效用表达式 （V＝AKaL1-a （V为国内生产总值，K为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L为全社会从业人员，A,a为参数。在不考虑技术进步时，可以认为a,A为正常数。））。一个效用函数在某一特定时刻只有一种，而且很难用数学式子来完全准确的表达出来。
所以再不考虑通货膨胀，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利率和货币的供给量是简单的反比关系，利率下降10%，使得市场上货币的供应量上涨10%，为了保持市场的再次均衡货币周转就必须下降10%，假定产出不变。
货币供应量、实际产出和物价的关系可以用交易方程式MV≡PY 表示，其中M 为货币供应量，V 为货币流通速度，P 为平均价格水平，Y 为实际产出。从方程式可以看出决定一国一定期间价格水平从而影响产出的因素，不是货币存量M，而是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货币流量。
新货币主义学者弗里德曼曾认为，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决定于一国的支付习惯，有关交易的财政金融制度等原因，使它具有一种高度的稳定性和规律性。他根据美国近百年来的经济统计资料，算出美国货币流通速度每年递减约百分之一，但在正常情况下，相近年度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甚微。据此，为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失调的主要源泉，弗里德曼提出了“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把货币供应量（货币存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我们可以看出“单一货币规则”，是以货币流通速度稳定为前提。中国也是把货币供应量（货币存量）作为中间目标的国家，但是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是否稳定，是仅监控货币供应量，还是须控制货币流量值得考察。
由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Y，可推导出货币流通速度计算公式为：V=(PY)/M＝GDP/M。 GDP与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的比值(GDP/M1、GDP/M2)代表了相应层次货币供应量的流通速度，其中GDP/M2反映了长期内货币流通速度，也是经济研究中的重点。
纵观1993－2004年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具有以下特点：
（1）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 1980－2004年，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2从2.70下降到0.54，下降了80%；V1从3.93下降到1.42，下降了63.9%，V2的下降幅度要远大于V1。但V1的波动幅度要大于2，1980－2004年V1的方差为0.46，V2的方差为0.40；1993－2004年，V1的波动更是远大于V2的波动，V1的方差0.13，是V2方差0.029的4.5倍，因此V2比V1更能反应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长期趋势。
（2）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呈现明显的顺周期性。货币流通速度增减速率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速率与经济增长率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增长高涨时期，货币流通速度下降速度放慢；经济增长处于低潮时期,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加速。V2的年度变化率，自1980 年以来有三次为非负（1988、1994、2004），分别对应着三次经济高涨期；V1也显示了同样的波动特征，反应程度比V2强烈；并且前两次，V1滞后GDP增长率的波峰2年后达到波峰值，V2滞后一年。货币流通速度和经济增长周期的这种密切相关性产生于经济增长周期带来的物流加快和货币需求的变动，当经济增长旺盛时，居民的收入增加且通货膨胀预期加大，消费欲望高涨，货币流通速度加大。
（3）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年度变化很大，但近年有稳定迹象。从1980－2004年V1年均变化率为6.32%，V2年均变化率为6.65%； V1年度最大变化率为11.6%均下降2.75%，V2年度最大变化率为14.86%。在1981-2004年的24年间,变化率在8%以上的V1有5 年, V2有8年；变化率在5%以上的V1有12年, V2有16年。但2003、2004年以来货币流通速度的年度变化率有缩小迹象，2004年V2的年度变化率为1.9%左右，是1981年以来最稳定的。
（4）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与一些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较低。1993年,美国名义GDP为65530 亿美元，M1余额11284亿美元，V1是5.81，而中国为2.12，差两倍多；V2美国1993年为中国的1.5倍多。各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各不相同，这与各个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居民的消费习惯等有关。中国货币流通速度V2与日本相当，略低于英国，与美国和新兴国家韩国差距较大。同时，发达国家如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的波动很小，1993－1999年V2的方差仅为0.0026，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国的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和经济的稳定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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