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进民退”概念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讲，表现为国有经济在某一或某些产业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民营企业在该领域市场份额的缩小，甚至于退出。广义上讲，除了上述内容外，还表现为政府对经济干预或者说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都是市场经济的中市场主体竞争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国进民退了应该说是与建立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相一致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只是我国现在个别领域和行业出现的国进民退依然没有改变公有制为辅体、其他私有制为主体的国民经济结构，中国是否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还是个问题。
为了能够定量描述近年来逐渐凸显的“国进民退”现象，《中国企业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对2002年和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进行了计算。2002年，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为40%；2007年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为29.5%，下降了近10%，说明经济发展总体上仍是“国退民进”的态势。只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三个行业出现国有经济比重上升的情况。
而在《中国企业家》调查中提出的“哪些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问题，中选率在10%以上的行业从高到低依次是石油石化、航空、钢铁、煤炭、金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博客)表示，要慎下“国进民退”的结论，是否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国进民退”现象，要对具体的案例进行具体的研究剖析，到底这是双方自愿的市场化行为，还是由于政府的强迫。他认为，市场竞争之下，任何市场主体都有进或退的可能性；不管是“国进”还是“国退”，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寻求产品与商业模式的独特性与创新性，是任何年代、任何形势下不二的成功法则。
据《中国企业家》了解，商界与学界一些人士之所以对“国进民退”感觉强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国有经济在重要的基础性行业占据主导地位，且集中度越来越高，如石油石化、钢铁、金融、电信、铁路等，由于其关系国计民生，因此比较引人注目。二是这些行业大都是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且伴随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利润迅速增加，引起了社会的普遍质疑。
1998年，中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有企业大量出现亏损、倒闭和职工下岗的情况，由于国有经济当时所占比重还比较高，所以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随后，中央提出了国企三年改革脱困的计划，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抓大放小”，国有经济收缩到垄断行业和更具优势的竞争领域，用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的话说，当时是“国退民进”的格局。这种在经济布局上顺势而为的调整构成了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一个重要体制基础。
10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企业界感受到的却是“国进民退”的相反格局。根据《中国企业家》的调查结果，大部分企业中高层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金融体制环境对国企“更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国进民退”现象的主要因素。其中选率分别为86.36%和76.19%。
仔细研读“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除了可被视为普适性的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产业扶植政策外，支持国企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的政策导向相当明显，有些规划里面列出了具体的国有企业的名字，甚至政府要支持的具体并购重组计划。例如，汽车产业振兴规划提出要重点支持的“三大三小”，均为国企；船舶工业规划提出要重点发展“两个龙头企业”—— 中国船舶和中船重工；而在钢铁产业振兴规划里，更是将“推进鞍本与攀钢、东北特钢，宝钢与包钢、宁波钢铁等跨地区的重组，推进天津钢管与天铁、天钢、天津冶金公司，太钢与省内钢铁企业等区域内的重组”这样的具体操作路径写入其中。回顾近几年来政府颁布的五年规划和诸多产业政策，这种“对号入座”地向国企倾斜的态度是极为罕见的。政府的产业政策往往是银行贷款投向的指挥棒，如此明示的政策偏好，将使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国企集中，民营企业在这些领域恐怕很难有长大的未来。
至于金融体制环境，一直以来都是优待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优待更加明显。2008年上半年，为了应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贷款规模加以限制，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受到金融收缩的影响最显著。而到了2008年下半年，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经济下滑，开始实行宽松信贷政策，2009年一季度，贷款规模高达4万多亿，但是大部分贷款都流向了“铁（路）、公（路）、机（场）”等大项目以及房地产开发，中小企业依然感受不到“阳光雨露”。近几年，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引起的关注度不可谓不高，但是似乎仍然只停留于表面文章上，真正骨子里的改革可能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再看看金融危机和4万亿投资对于“国进民退”的影响。根据《中国企业家》的调查结果，认为两者加剧“国进民退”态势的被访者均未超过50%，中选率分别是39%和50%，而认为“看不清楚”的比例亦分别高达39%和31.82%。对此，我们可以做如下解读：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客观的外部市场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不能幸免于外。但国企由于出身优势，可以比民营企业更便利地获得国家资金救助。如果说民企东星航空由于经营不善不得不走上破产重整的道路是市场之选，那么巨亏的 东方航空获得国资委70亿元的注资，背后的含义则耐人寻味。一位民企人士比喻得相当到位，“大家都在过冬，国企穿上了厚厚的棉袄，而民企仍是薄衣单衫，这不是要了我的命么？”
至于4万亿投资大计，虽说大部分投向了政府和国有企业大项目，投向了基础设施，如前面提到的“铁公机”项目，但是这些领域本来也是民间资本少有涉足和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对此有比较清晰的分析。他认为，4万亿投资计划并没有产生政府投资对于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也就是说造成“国进民退”的态势。但他同时也对政府投资的势头强劲，而社会投资疲软的现象表示了忧虑。“此举（4万亿政府投资）的短期效应固然值得肯定，但是从长期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仍要依靠工业、依靠中小企业共同发展。”
看一下当下互联网产业就能更清楚的表达“国进民退”！除了几个全国性的商业大站，其地方性的网站98%已被地方传媒机构所垄断，相关管理从备案审批等环节限制民营企业或者个人经营。
出乎意料，这场始自学术界的少数人的言论，竟会逐渐演变升级为事关中国是改革还是倒退的体制之争。
“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与民争利论”，自去年起便频频出现在一些学者的公开言论中；这些极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一经亮相，就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引来很多人的附和甚至声讨……
对于“国进民退”的忧虑正在商界、学界悄然蔓延。在举国应对经济下滑的氛围中，在4万亿投资大计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光环下，这种声音并不十分悦耳，但却真实而耐人回味。
“国家4万亿投资，今年一季度银行又放出4万多亿的贷款，看着轰轰烈烈，却大都给了国有大项目，我们一分钱都拿不到。”（某民营企业老板语）
“我们在某家银行的信贷记录上很好，是大大的良民，却贷不到款。经济危机来了，国有企业是稳定了，民营企业恰恰相反。”（春秋航空董事长王正华语）
“此次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占比最大的是基础设施建设类，其中居首位的是铁路建设投资，这是否会强化铁路部门国有资本一家独大的格局？”（某专家语）
“危机来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是可以的，但长期来看，是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的。现在地方政府就是‘跑部钱进’。这让我想起了20年前的现象，感觉非常不好。”（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语）
“国电在做硅材料，华能和大唐也想进入风机，如果他们建立了制造能力，我们（民营企业）报价再低也不会要我的，国内能源市场的开放就永远不可能了，那将是整个产业链条的垄断。”（某光伏企业负责人语）
“在这轮危机中，‘国进民退’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保育钧说，“去民营化”现象已愈演愈烈。
保育钧认为，改革3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民营经济的崛起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危机之中，本应利用此次机会深化体制性改革，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带动更多的社会投资，但如今的做法却正好相反，如何带动社会投资，看不到办法。中国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过程，就是政府动员向市场投放资源的过程。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国有企业，土地、资本等资源都在流向国有经济。“现在是打着提高集中度、维护经济安全的名义，排斥民间资本。”他忧虑的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在经济危机中尸横遍野。
民营经济受冲击最大
2007年下半年，中央推进新一轮的收缩型宏观调控，资金链已开始吃紧的民营企业在2008年又遭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至此宏观调控之手开始大包大揽，继而上演的这些“国进民退”现象，在保育钧看来，是一种“体制复归”，而每一次的宏观调控，受冲击最大的都是民营企业。
自1981年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轮宏观调控(当时叫治理整顿)以来，将近30年的时间里，几乎每次宏观调控和经济低迷，都伴随有“国长民消”现象的发生。
如1981年整顿投机倒把中“温州八大王”被通缉，造成私营企业主人心惶惶；1996年的宏观调控中类似巨人、三株、秦池、南德、亚细亚等不规范民企纷纷倒掉；2004年的银行惜贷、监管加强，也让许多民企纷纷坍塌，江苏铁本被当作盲目投资的典型，德隆系、鸿仪系、涌金系、明天系、格林科尔系、青鸟系、斯威特系、顺驰、托普都爆出资金链断裂消息。其中，铁本的戴国芳、德隆系唐万新、鸿仪系鄢彩宏、格林科尔系顾雏军都身陷囹圄。
在“民消”的这一历程中，既有民营企业因先天性不足而存在的诸多缺陷，也掺合着复杂的体制因素，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种种利益博弈。
2009年，世界仍在金融危机中呻吟，中国却率先突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最大的贸易国以及最大IPO国家。一个属于中国的盛世呼之欲出！
但是，作为一名经济学者，在盛世繁华之中，却不能不为其中出现的不和谐的“倒退现象”而忧心。最为突出的是，国家蒸蒸日上，但伴随而来的不是国民共享红利，反而是国与民争利的矛盾日渐突显。不仅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持续超过居民收入增长，而且垄断国企收入与社会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从1978年到2008年，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年工资绝对差别，从458元扩大到156460元，涨了342倍！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总人数的8%，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2010年3月6日《东方今报》)。
更可怕的是，国有企业在不公平的体制和政策下，2009年以来正肆无忌惮地全面扩张，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日益恶化，危害深远。2009年，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强势出手挽救经济，完成“保八”目标。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政府主导增长的“例外”本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的是，经济困难时期的应急性措施完全有演变成常规性措施的可能。由于行业进入门槛及金融体制的不公平，国企与民企间的不公平地位正在固化并加深。国企正利用当前时机肆意扩张，在房地产、能源、水务等一系列领域空前压缩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某些国企的扩张甚至到了利令智昏、全然漠视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号令的可怕地步。就在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全国两会三令五申要抑制房价高涨之际，2009年3月17日，三家央企却一天之内三创地王，就是一桩非常恶劣的例子。
同时，某些政府机构也仍然在无视法律地践踏创业公司的生存权利。例如，2009年以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某些政府机构就剥夺了四万家合法注册的互联网公司的运营权利，并且不提供任何有效的申诉渠道。如此粗暴的违法执法行为为改革开放以来之罕见。更加可怕的是，如此恶行竟被有些官员视为成功经验，执意要继续下去。
如此倒行逆施将对中国未来的转型制造巨大障碍。据学者韩朝华的研究，从2004年到2008年，所有工业行业的总资产利润率平均是6.86%，国有工业是5.81%，民营工业是9.33%，民营工业企业总资产利润率相当于国有工业企业的1.6倍。这意味着此期间，如果国有企业的资产让民营企业来使用，可以多产生两万多亿的税收和利润，即增加61%，相当于期间中国财政收入的11.5%，或者说国家本可多增加1/10以上的财政收入。如果让民营企业来创造这期间的国有企业利润，则民营企业可节省20多万亿的资产，相当于节约37.7%的工业资源的投入。所以，中国未来无论是发展低碳经济，还是实现结构转变、提高增长质量，民营化都应该成为再出发的起点。遗憾的是，“国进民退”的事实却正好与这一大方向背道而驰！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关键是靠邓小平式的制度创新，而不是靠凯恩斯式的政策刺激。中国每一次冲出经济低谷，靠的也都是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靠的是给人民以更大的经济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让国进民退。然而，这一次，我们却走在了相反的方向，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已陷入近20年来最大的焦躁与不安之中，且这种感觉与日俱增。国企排挤民企，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将一举摧毁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复兴希望。时不我待，要真正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伟大理念，落实温家宝总理让人民更幸福更尊严的执政理想，就必须建构更公平、更合理的经济制度。现在是到了赋予民营企业这一创造了全国95%的就业机会的群体以完全平等的国民待遇的时候了。唯此，中国经济才能激发内在的活力，避免二次探底，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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