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克打破了“计划必须直接控制生产”的信条，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必要性，并从理论上作了深入论证。在《第三条道路》中，他指出：“单靠市场或单靠没有市场的国民经济计划都不能保证经济的有效和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发展。”(O.锡克：《第三条道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锡克认为，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意味着两者的相互渗透。一方面，市场信息应成为计划制定的依据和执行的标准；另一方面，计划不仅要为市场规定方向，而且还要对市场施加影响，以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他区分了国民经济中的微观平衡与宏观平衡后指出，微观平衡是指产品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平衡，这些平衡应由市场价格机制来解决；宏观平衡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首先是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平衡，须通过有约束力的国民收入分配计划来实现。锡克认为，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过程的有计划控制，国家便可实现总供求的大体平衡，这样既能保持经济运行的计划性，限制市场的自发性，克服宏观上的紊乱现象，又能使价格机制的作用得到充分自由的发挥，从而形成有效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市场经济。

锡克认为，一定的利益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某种特征仍然存在，这些矛盾成为了实现社会必要劳动耗费的障碍。这些矛盾在生产力发展的目前阶段无法克服。

市场之所以不能被取代不仅是因为在技术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而且还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利益矛盾。没有市场，就不能保证企业有社会所需要的微观生产结构，企业就不能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生产、积极主动地改进质量和生产新产品、最经济地利用生产要素、最大困难地提高生产率和最有效地进行投资等。没有市场，不仅自发的机制将消失，而且计划和监督结构也不可能弄清具体的需求，不可能最有效和最灵活地组织生产，从而也就不可能具体地反映社会利益和保证社会利益的实现。

锡克模式的主要原则：

第一，客观经济分配计划，这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第二，企业的独立性。企业是作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商品生产者出现在市场上，它们根据市场上的价格情况自行作出生产和投资的决策，参加竞争。这里就有一个所有制的问题。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把国家所有制看成是所有制的最高形式，并把国有化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向成熟的表现。毫无疑问，国家所有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随着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这种观念也动摇了。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建立了自治社会主义的模式，从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实践基础。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所有制的客观必然性(例如爱·卡德尔、弗·布鲁斯、本·沃德等)。锡克在一九八一年访华期间说，他倾向于社会所有制，也即集体所有制。他指出，有的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出现困难，其症结不在于社会所有制，而在于取消了宏观经济分配计划，排斥了社会对企业必要的干预。

第三，市场的完善化。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经济中必须引入真正的市场机制。但是绝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市场机制。锡克指出，市场仍有很大的局限性：1.市场今天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后期，它表现出由于垄断而造成的严重不平等的缺点；2.市场本身不能说明市场的未来发展，市场反映的只是在过去的生产和分配基础上出现的需求结构。对此，锡克提出市场机制完善化的两大对策：反垄断和加强市场透明度。锡克高度重视买方市场的重要性，指出这是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锡克设想了几种反垄断的措施。对于加强市场的透明度，锡克指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活动已不成为秘密，银行在社会簿记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同时预测工作也应成为减少市场盲目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作为理论模式，锡克的设想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致的，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关于企业独立性与所有制问题和宏观经济分配计划问题。一九七二年，锡克在西德出版了他著名的《第三条道路》一书。在这本书里，锡克指出，集中化的经济体制一个必然的后果是政治上的专制，仅仅从个人崇拜上找原因而不分析体制的内在弊病，是简单化的做法，无助于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奥塔·锡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撰写了大量著作。他的主要著作有：
《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1958年)
《经济—利益—政治》(1962年)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货币关系问题》(1962年)
《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1965年)
《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1969年)
《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1971年)和《第三条道路》(1972年)

但是，计划经济离不开计划手段，没有计划也就谈不上什么计划经济，同样，市场经济也离不开市场，离开市场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实行的是没有市场存在的计划经济，而在古典市场经济中，则没有计划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们习惯上把计划与计划经济等同起来，把市场与市场经济等同起来。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立中引伸出计划与市场的对立。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首先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标志。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的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人们从教条式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框中解放出来。过去人们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混乱思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把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相混淆，把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关系相混淆，把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相混淆。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手段，没有姓“社”和姓“资”的问题。正是把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基本制度相混同，一些学者便把社会主义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雷诺兹比较客观地说道，社会主义在改革中更广泛地运用市场关系“有时被西方作者欢呼为‘回到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有其真实的成分。这不过是社会主义经济更加信赖市场关系和企业决策，比过去所做的可能更象资本主义一些。但是这种说法，其错误的成分也许更大些。这些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并未产生放弃公有制的问题，并未放弃政府对主要经济发展纲要的控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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