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以阿里卡彭、约多里奥和勒基鲁西诺为首的庞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黑手党，他们利用美国经济中所使用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发展自己的犯罪企业，谋求暴利。该组织有一个财务总管购买了一台投币洗衣机，开了一个洗衣店，为顾客洗衣服，并收取现金，然后将这一部分现金收入连同其犯罪收入一起申报纳税，于是非法收入也就成了合法收入。从此，人们将洗钱一词专指那些通过某些方法将犯罪所得赃款合法化变干净的行为，这就是“洗钱”一词的来历。

现在，洗钱已发展成为一个有着高额利润的、复杂的犯罪领域，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洗钱犯罪的巨大破坏性不仅仅表现为它对金融等领域的侵蚀，更重要的是它是其它犯罪，尤其是有组织犯罪的润滑剂，是其不可或缺的“生命线”。现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对洗钱活动予以高度重视，纷纷通过立法对其加以控制。例如美国、法国、澳大利亚、香港、台湾等。作为一种国际化的犯罪，洗钱犯罪已出现严重化趋势；反洗钱犯罪，已成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世界各国反洗钱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打击犯罪活动，保证经济和金融系统的透明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毒品犯罪、走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日益严重，洗钱犯罪或明显带有洗钱性质的案件也不断发展，尤其是一些境外组织在加紧对中国渗透的同时，也在利用各种途径进行洗钱活动。他们纷纷利用中国立法上的疏漏大肆从事清洗其非法资金的活动，严重破坏了中国金融管理秩序、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和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有鉴于此，中国在所颁布的1998年新《刑法》中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制定了一种新的罪名洗钱罪（刑法第191条），把洗钱作为独立的犯罪加以规定，为惩治和预防洗钱犯罪在中国的蔓延提供了法律武器。

根据中国《刑法》第191条的规定，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通过存入金融机构，投资企业或市场上流通等手段使其合法化的行为。

可见，中国立法上洗钱罪的概念是与许多学理概念不同，仅限于毒品、走私、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四类犯罪活动的违法所得，其对象范围小于联合国关于洗钱的金融活动特别小组于1990年提出的报告中指出的洗钱对象应当包括清洗所有严重犯罪活动牟取的巨额财富的所得；也小于欧共体1991年发布的《反洗钱公约》中规定的洗钱对象包括一切犯罪所得的财物。但大于《越南公约》规定的仅限毒品交易所得的收入。据此，中国洗钱罪的概念可概括的定义为行为人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各种方式或手段，掩盖、隐瞒其非法来源和性质，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洗钱作为一种将违法所得资产加以隐瞒掩饰，通过中介机构使之变为合法财产的特殊犯罪形式，在理解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将其局限于清洗行为，即掩盖犯罪所得黑钱的犯罪来源，将其换上合法的外衣，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洗钱；另一种是把经过清洗的钱重新投入到合法或基本合法的经济活动之中，这被称为“再投资”。

这两种犯罪既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犯罪的构成要件，也可以根据不同的立法取向被视为两个不同的犯罪。新刑法典规定的“使用其他方法掩饰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就已经涵盖了“再投资”，因此，没有必要区分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洗钱和“再投资”。

从洗钱犯罪的国际立法来看，人们对洗钱犯罪性质的认定并不一致。有的着眼于其对社会经济和被害人财产的侵害，把它规定为侵犯财产罪；有的着眼于它对司法的妨害把它归结为妨害司法罪的一种；有的则着眼于它与为取得黑钱而实施的所谓的“上游犯罪”的密切关系，把它规定在“上游犯罪”的条文之后。

把它作为侵犯财产罪的人从保护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洗钱犯罪不但侵害了公平竞争、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规则，也严重侵犯了“上游犯罪”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把它归为妨害司法活动罪的人认为，洗钱犯罪的目的是要掩盖、清除并最终改变犯罪所得的性质，是一种犯罪屏障，严重妨碍了司法活动；而主张洗钱犯罪与其“上游犯罪”规定在一起的人则主要考虑两种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以避免处罚对一切犯罪的洗钱行为。

洗钱犯罪不但直接扰乱经济秩序，妨害司法机关对犯罪的侦破，而且还间接侵犯“上游犯罪”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它又是“上游犯罪”的后续，严重侵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因此，单纯地以其中的某一方面论及该罪的性质明显不妥。而如何认定其犯罪性质并进而依此对之予以分类，要根据各国同这种犯罪作斗争的实际情况并考虑该罪侵犯的主要客体而定。洗钱犯罪的经济侵害性决定了它在当代中国所侵害的主要客体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二、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

1、提供资金帐户；

2、协助将财产转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

3、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

4、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

5、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来源和性质。

三、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年满十六周岁以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和单位；

四、本罪在主观方面的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在为犯罪违法所得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为利益而故意为之，并希望这种结果发生认定。

本法第312条规定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与本条规定的洗钱罪，两者都属于连累犯的范畴，即行为人明知是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仍事后给予了犯罪分子某种帮助，因此，两者存在着很大的联系。但是，从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而言，两者也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区别：

1、侵犯的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其中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从而该罪被归类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后者侵犯的是单一客体，即社会管理秩序。

2、行为的对象不同，前者特指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后者泛指一切犯罪的所得赃物。

3、行为方式不同，前者是指通过某类中介机构来隐瞒和掩饰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后者则包括窝藏、转移、收购或代为销售赃物四种行为。

本罪与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的界限

本法第349条规定的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与本条规定的洗钱罪，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区别：

1、侵犯的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其中主要是金融管理秩序，后者侵犯的是单一客体，即社会管理秩序。

2、行为的对象不同，前者指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等三大类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后者特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毒品和毒赃。

3、行为方式不同，前者指行为人通过中介机构将有关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加以隐满和掩饰，是属于狭义上的“洗钱”行为，后者指行为人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财物，是属于广义上的“洗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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